我國公車改革自1994年中央和國務院兩辦下發文件《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至今，已整整16年，其間各地車改浪潮可謂一浪接著一浪，直到不久前遼陽市的兩個區、杭州和廣州等市的車改方案被披露于眾后，又將這股浪潮推到了一個高度。然而，對這些地方的車改，除少數被人們肯定外，大多數都被公眾輿論所否定，有的已暫停實施，有的則邊執行邊修正。可以說成功者不多。這些不被百姓認可的車改究竟失誤在哪里？公車改革的路到底應該如何走？這里，筆者認為，這方面改革向前走點就比不走好。

車改要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公車的量大、豪華和私用，這三個問題的產生有著一個共同的源頭，就是工作用車的“專車化”。國家對公務用車一直都明確規定為專車和工作用車，專車只限于正部級以上，除此都是工作用車；工作用車時專為公務人員工作所配，領導人員只有優先使用權而沒有獨自占有權。然而，長期以來，不少地方上自廳局長，下至站、所長，不論正職還是副職，人手一輛專車，有專門駕駛員24小時聽候吩咐。這種“專車化”的結果，一是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一個超級龐大的專車群體，同時又由于這些專車在占有者不使用時都處于閑置狀態，使用率很低，有人工作需要又不能動用，迫使單位再添置新車來彌補工作之需，這樣又進一步加大了公車數量，造成我國公車數量大到驚人地步；二是由于專車是一個人專用的車輛，使得某些喜愛講排場的領導人員動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自己配備超過規定的豪華車輛；三是這個龐大的專車群，24小時都在忙碌，8小時以外隨時為主人提供服務，成為公車私用的主體。我們在紀檢監察工作中發現的公車私用問題，基本上都是此類專車。所以，“專車化”是公車使用上各種不正之風的總源頭，只有治理好這個源頭，才能談得上大幅度消減公車數量，解決豪華問題，也才能夠真正解決公車私用問題。

治理“專車化”問題，首先，要對專車和工作用車進一步作出明確界定。根據當前我國汽車和公共交通發展的狀態和公務工作的實際要求，能否將公務用車分為三類：一是專車；二是相對固定到人的工作用車，為廳局、市、縣正職掌握使用；三是通用（或共用）工作用車，為廳局、市、縣副職以下統一調配使用。對通用工作用車，要明確規定公務人員不論職位高低，誰因工作需要，誰都可以申請使用，領導人員只有優先安排使用權，沒有獨占權，更不允許用于私事。

其次，要改變公車審批部門長期以來以單位的領導職數為依據的審批標準，因為按領導職數核定公車數量就等于是對“專車化”的官方認可。代替這種審批依據的應該是單位的工作實際需要。

最后，鑒于公眾對國家有關專車和工作用車的有關規定大都不知曉，應該將規定向社會廣而告之，讓工作用車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同時也應該將長期占據工作用車為專有的嚴重問題列為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違紀問題，這樣，才能真正剎住公車私用的歪風。

對公車改革的各種是是非非厘清之后，終究還是要落腳到各項監督舉措上。對當前公車使用上的嚴重問題，仍照搬過去那些“不痛不癢”的措施，已經很難見效了，因此，必須在改革的力度上進一步加大，在舉措上敢于創新。

創新社會監督舉措。社會監督不同于內部監督的根本不同之處是要求被監督對象要有一定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否則任何社會監督都無能為力。一些地方試行在公車上加貼公務用車特別標識，應該是一個可行和有效的做法。如果將這一方式再發展一下，把標識改為交通管理部門統一頒發的車牌，即公車專用車牌，并在顏色上統一制定為紅色或別的色別，類似外交使用的黑牌、軍用的白牌。這樣，就可將公車完全公開于公眾的監督之下，揭去了蒙住公車臉上的一層民用車輛面紗，想必有人再開著掛有特殊車牌的公車，去娛樂場所、去旅游，或去公務活動不該去的地方，都要三思而行了。

創新內部監督舉措。芬蘭政府在公車上安裝電子監控系統，一旦有車行路線與公務無關，就會有電話告誡。我國廣州也率先在公車上安裝GPS監控裝置。這種做法是否對某些公務活動的保密性和靈活性有礙，姑且不論，但這種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來加強監督的做法卻值得借鑒。能否在公車上安裝車行路線的電子記錄設備，一旦違紀用車被舉報便可備查；盡管是事后監督，但對行車人來說也是一種無聲的監督。此外，為保證內部監督能夠有成效，紀檢監察部門應該對使用公車的違紀問題，制定專門條規，以確保監督不至于成為一紙空文。

創新財政監管形式。現在各地車改試點盡管形式各不相同，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以改革公車費用為出發點，這就告訴了我們，財政手段的重要性。國家的公車改革也應該在財政監管上多有一些切合實際深思熟慮的創新之舉，這些創新之舉當然不是各種形式的“貨幣化”、“承包化”、“私有化”，應該是能夠得到大家認可，持久執行下去的辦法。比如，對單位減少按規定的公車數量，能否給予一定的財政獎勵；對公務出行乘坐公共交通或使用私車的，能否在對車費實報實銷后再給予一定的表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