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改元，民國創建，但并未改變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犯和欺凌，它們依然對我虎視眈眈。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侵犯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同年5月，竟又發出最后通牒，威逼我限時答復，其勢洶洶。有侵略就有反侵略，再也不堪忍受的中國人民群情激憤，遂在全國掀起了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的群眾愛國運動。

1915年4月1日，上海《申報》發表《愛國之憑證》的“時評”，最先發出“愛國儲金”倡議，稱愛國并非“空談”，以儲金“表示其愛國之心”，“人人出之于囊中，非若空中之取之無窮也”。4月7日，即由滬上名流虞洽卿(和德)牽頭，成立了中華救國儲金團，稱“外交日棘，時局日艱”，“國家存亡，則匹夫與有責焉”。遂制定《暫行簡章》，規定“以中華國民協力保衛國家為宗旨”，以募集5000萬銀元為目標，供國家“添設武備之用”，在上海設聯絡辦公的總事務所；儲金由中國銀行代辦，并計息。它不同于政府官辦，全由民眾自主。并通電全國，“請商會發起，冀達人人愛國，人人輸金之目的”。一場儲金救國的群眾運動，隨即在全國展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在密謀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大總統，一方面接受“二十一條”，一方面又假惺惺地稱儲金救國是“毀家紓難，人有同心，國民進步，希望無窮”，給予高度贊許。

天津總商會第一個做出響應，在會長卞蔭昌(月亭)的主持下，于4月8日便成立了儲金團地方分所。而官府直隸巡按使卻發出“暗中監察”的《密飭》，要求救國儲金活動“持論必須和平，萬勿牽涉外交”。

經組織籌備，于5月23日，直隸救國儲金團成立大會在城里廣東會館召開。是日到會有一兩萬人，“秩序井然”，會上有演說員30余人登臺演講，“委婉痛切”，乃至“痛哭流涕”，“聞者慷慨激昂”，當場收認儲金達20余萬元，計現金37000余元，預認12.6萬余元，另有金戒指三個，銅元若干枚。會場有售賣茶點、報紙、日用物品攤位十余家，“得資均作為儲金”。

兩周后的6月6日，又在天津河北公園(今中山公園)召開第二次大會，到會人數達十多萬人，收認儲金有二十七八萬元。有史料比較詳盡地記錄了當日與會民眾激憤、熱烈的場景，會場設“演說臺”八九處，登臺演說者，情緒激動，有的竟“放聲大哭”；一張君，持小刀、白絹和筆，欲登臺刺血，書“愿我同胞，救國儲金，提倡國貨，協力同心”16字，經眾人奪護，臂上已刺破多處，即電請醫院來人搶救。法政學校張姓同學血書一幅，亦被帶來會場。圣功女校學生到會唱救國歌，“危哉中華兮，氣不揚，國民有責自思量……愿同胞兮，一心德，圖自強……各解義囊”。并將售賣自制絹花款項，如數儲金。尚在南開中學讀書、年方16歲的周恩來，也到會發表演說，號召“人們奮起圖強，振興本國經濟，誓雪國恥，堅決不當亡國奴”；會后，又擬就《廣募救國儲金致友人書》，宣傳救國儲金運動。有一丁姓乞丐，也到會儲金六毛；還有人提倡實行家庭儲金，每人每日存銅元一枚；也有表示要戒酒儲金的……本次大會還有人呈獻對聯多幅，如“有志竟成，人誰敢侮；此心不死，國可常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子孫牛馬，識者所憂”。本次大會十分成功。

直隸救國儲金第三次大會，于6月27日仍在天津公園舉行，到會人“仍如前的擁擠”。設演說臺五處，演說員中有十余歲的小學生，以及臨時加入的一名女生，“均能演說得體，動人聽聞”。又增添新的楹聯，如“有決心、有恒心，方免為人所笑；不仇外、不排外，要在急自圖強”。“切忌虎頭蛇尾；莫教國破家亡”……本次大會又收認儲金11.8萬余元。

三次大會共計募得儲金60余萬元，遂又決定設置“儲金柜”，并擬就《銘言》:“國步艱難，發起儲金，節儉輸助，各盡其心，毅力救國，集腋成裘，咸應負責，曷俟征求，忍恥任重，激勵諸君，斯言斯意，永矢子孫”。儲金救國的影響不斷擴大，因提倡“永久儲金”，每人每日存一兩個、三五個銅元，致使街面上雜貨鋪的“瓦悶罐”(儲金器具)脫銷斷貨。還出現了在廣東會館舉辦音樂會、電影、文明戲的義演；一卞姓老人將七旬“壽筵費”兩千元，全部捐助；連80余戶“花界”(妓館)，也表示將每日儲銅元10枚，以六個月為期，參與儲金救國……商會還組織演說員分赴直隸各縣，廣泛動員。自然，也有不成功的事例，如去某縣組織演說動員大會，因民眾“不開化”，竟“無一人到會”，致使大會流產。

主張“實業救國”的天津國貨售品所創辦人宋則久，在《售品所半月報》撰文，用一組數字作了樂觀的、卻不切實際推演，稱中國4億人口，每人每日存一個銅元，全年就可集11億元。用它建100萬元一個的工廠，可建1100個；每個廠用1000人，便能為110萬人提供就業崗位，并創利2.2億元。10年后，儲金可達286億元，能建100萬一個的工廠28600個，提供2860萬個就業崗位。“十年以后，必能富強。”熱心救國的宋則久，用這些數字作宣傳，動員民眾儲金，甚至說，現在有錢不肯拿，“國亡了”，“將來留錢作什么”！

至1915年9月，全國儲金為800余萬，其中半數是認儲，距離5000萬元目標甚遠。各省及僑界代表69人，遂在上海開會，研究救國儲金之進行。善良的民眾卻不知袁世凱正在醞釀復辟稱帝，籌安會則是最賣力的吹鼓手。此時，一份有著日本人背景的《天津日日新聞》報，刊登了一條籌安會向救國儲金借款200萬元的消息，顯然是日本人分化、瓦解我愛國民眾的手段。這一招果然奏效，消息傳出，立時引起混亂，隨之成為部分民眾要求“發還儲金”的導火索。事關重大，在經向中國、交通兩銀行“確查”，證明“實無其事”，卻也未能平息發還儲金的聲浪。此后，又出現了救國儲金被官府把持，以及儲金被用于鎮壓云南蔡鍔將軍反袁世凱義舉等傳言，使發還儲金的要求日益擴大。

作為救國儲金的發起者虞洽卿，在遭到多方質疑、并在經種種努力挽救不成的情況下，于1915年11月5日，在上海決定開始發還儲金，全國各地對此反映不一，贊成、反對、觀望均有。消息傳至天津，津方即表示“驚詫交集，痛惜駢至”，對上海此舉，十分不以為然。認為集得儲金雖距目標甚遠，但已有一定數量，以往“實業之不發達，即在集股之為難”，現正可利用此款提前開辦實業，“倡辦國貨，以抵外貨”，“亦可挽回利權于萬一”。同時，又認為國人辦事“往往虎頭蛇尾，熱度不過五分鐘”，儲金“驟然發還”，將“貽笑全球”……遂主張在津召開全國大會，研究救國儲金之進行，且已有十省響應。但終因人心不齊，大會未能開成。

無奈的是，這樁群眾性的自發救國儲金活動，由于缺乏權威的領導，以及辦事透明度不夠，傳言破壞，為民眾的情緒化所左右等原因，特別是上海于1916年7月12日，公布了解散函，聲稱“三周內一律發還，以昭信用，而資結束”。天津方面也不得不于7月18日宣布“隨同辦理(發還)”；并商準相關銀行，自8月14日起發還。至此，曾經轟轟烈烈的愛國儲金運動，終于沉寂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