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儲備超巨型化是我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重要表現

自1994年啟動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增長了約55倍。2010年我國GDP總額是1994年的8.5倍，外匯儲備規模的增長速度是同期GDP規模增長速度的6.5倍左右，2010年我國的外匯儲備約占GDP總額的48%。外匯儲備以6.5倍于經濟增長的速度而增長，乃至于其規模占到經濟規模的近一半，這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有資料顯示，2009年我國的外匯儲備占到全球外匯儲備的30.7%，相當于G7集團外匯儲備總額的1.93倍。日本實行了30多年“貿易立國”戰略，其外匯儲備排名世界第二，目前中日兩國的經濟規?；鞠喈?，但日本的外匯儲備規模卻只有我國外匯儲備的 35%左右。綜上所述，無論是從國內經濟還是從國際經濟的角度來比較，無論是從歷史和理論還是從現實的角度來分析，目前我國高達3萬億美元之巨的外匯儲備已經嚴重超過了合理的經濟規模水平。

外匯儲備超巨型化一方面是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另一方面，與我國高達65%左右的貿易依存度一樣，外匯儲備超巨型化又是我國經濟過度“外傾”、內外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內外經濟循環嚴重失調的重要表現和主要標志之一。盡管我國沒有像日本那樣明確提出“貿易立國”戰略，但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長期實行了具有明顯重商主義傾向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其基本特征和主要內容就是對出口創匯和外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在加入WTO之后，我國在國際分工特別是在全球制造業中的比較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再加上鼓勵、促進和支持外貿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優惠政策的長期累積效應，導致我國以國際市場為導向的外向型產業以及東部沿海地區獲得超高速增長，同時也為這種超高速增長付出了巨大代價——經濟發展內外嚴重失調，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運行的內循環不暢；資源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以鼓勵出口和引進外資為導向的重商主義政策在提高我國產品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功不可沒，但長期通過這種“送禮式出口”和超國民待遇優惠引進外資的方式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勢必會產生一種不良后果，這就是大量的財富和福利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向國外不當輸出和轉移。由此可見，外匯儲備超巨型化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內外嚴重失調失衡的重要表現，而且還是我國地區發展出現嚴重不平衡的重要表現。換句話說，外匯儲備越多則表明我國的內外經濟失衡和地區發展失衡的程度越高，實際財富和福利向海外的流失也越嚴重。

外匯儲備超巨型化的負面效應正在擴大

當前我國宏觀調控中面對的最大壓力可以歸結為“三大上升通道”即通脹上升通道、匯率上升通道和利率上升通道的形成對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構成嚴重威脅，這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國外匯儲備超巨型化的負面效應的進一步顯現。

我國外匯儲備超巨型化的負面效應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巨額外匯儲備成為推動通脹的重要力量，外匯儲備增加與通脹上升、利率上升之間形成相互強化效應。當前我國通脹壓力很大，通脹預期明顯，導致通脹的因素除了成本上升推動、前兩年反國際金融危機政策的累積效應和滯后效應、輸入型通脹因素等方面之外，因巨額外匯儲備而形成的巨量貨幣投放從而導致流動性過剩才是產生通脹的主要因素。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形成超過20萬億人民幣的基礎貨幣投放，占到中央銀行負債總額的80%，若再考慮我國基礎貨幣4倍左右的乘數效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最終形成了80萬億元左右的人民幣貨幣供應量。從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來看，外匯儲備越多，則意味著自主性交易國際收支失衡越嚴重，當前我國的通脹屬于比較明顯的國際收支失衡型通脹。若外匯儲備繼續增長，由此形成的貨幣供應量將繼續增加，通脹力量也將隨之增加，又將迫使中央銀行通過加息來抑制通脹。利率的上升導致我國與歐美等國的利差進一步加大，國外套利熱錢會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我國，這又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并推動我國外匯儲備剛性增長。外匯儲備增長與通脹上升、利率上升之間形成的相互強化效應大大消解了緊縮型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應。二是巨額外匯儲備強化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外匯儲備增加與人民幣升值之間形成相互強化效應。通過增加外匯儲備可以緩解短期內人民幣升值壓力，但強化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和遠期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套匯的熱錢流入我國，這又進一步推動我國外匯儲備剛性增長并強化人民幣升值壓力。三是巨額外匯儲備意味著相應規模的實物資源流出我國和巨大資金資源的低效運用，充分說明了我國實物資源和資金資源的不合理配置現象相當嚴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由此產生了嚴重的規模不經濟問題。四是在美元已經形成長期貶值通道的背景下，我國巨額外匯儲備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資產貶值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