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造假騙官”的石家莊團市委原副書記王亞麗就是靠交通局長、區委書記、市委副書記、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等一批官員的權力對接和運作，一路過關斬將，一路造假升遷，從一名普通農村女子躍升至團市委副書記。更令人深思的是案發前面對被害人的多次舉報，相關監督部門累累失察失語。

反腐主體新整合：“三軍出擊”

腐敗與反腐敗是權力不斷擴張與權力不斷制衡、權力不斷濫用與權利不斷覺醒的長期博弈過程。在高壓的反腐態勢下，權力腐敗也被迫戰略轉移，由權錢交易到權色交易到權權交易。面對“兩個依然”的反腐現狀，黨和政府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著力強化反腐敗主體建設，專門機構、廣大民眾、社會組織三軍匯合，共同出擊，形成強大的反腐力量。

發揮專門機構的主力軍作用。打鐵必須自身硬。中央首先著力打造一支“鐵面無私”的反腐敗專門機構。宏觀層面，從黨和國家權力結構配置上，深化紀檢監察體制和司法體制改革，強化審計機關職能，建立國家預防腐敗機構，完善巡視制度和派駐制度，構建異體監督支點，積極探索監督權的獨立配置和“監督制衡力”的有效發揮;中觀層面，實施紀委書記、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長等反腐敗機構主官空降異地任職，創辦中國法官學院、中國檢察官學院、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全面加強反腐敗專門隊伍的職業能力建設以及反腐敗理論建設和監督學科建設;微觀層面，對全國市、縣、區級紀委書記、公安局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等上萬名縣級反腐敗專門機構主官強化輪訓，出臺一系列關于加強地方縣級各專門監督機關建設的政策措施，從經費、裝備、人員上給予保障和支持。

發揮廣大民眾深厚之偉力。對權力腐敗，群眾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痛切。因此，反腐之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十六屆六中全會對公民社會建設進行了新的謀劃和布局，十七大和十七屆四中全會對保障黨員主體地位、推進黨內民主建設作出新的部署和安排。因而，在近幾年的反腐敗斗爭實踐中，廣大民眾漸漸認識到民主的真諦是主體的歸位、權利的張揚，以及對權力的制衡。不論是抽“天價煙”的房產局長周久耕，還是“日記門”事件的煙草局長韓峰;不論是“出逃門”事件的區委書記楊湘洪，還是重慶的“打黑除惡”斗爭，都得益于廣大民眾“人肉搜索”和專門機構職能發揮的互動。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重要部件。

發揮社會組織的智庫作用。以“議行合一”為主要特征的樹型權力結構，是權力變異和腐敗的體制根源。因而，加快社會組織的培育和成長，建設扁平化的行政體制，逐步建立起果型權力結構，成為推進反腐倡廉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之舉。特別是十六屆六中全會以來，隨著政事、政社的逐漸分開，社會組織的權利意識與公共精神迅速成長，反腐敗社會組織及研究機構逐漸增多。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河南省廉政理論研究中心、南通廉政文化研究所等國內30多所高校院所的反腐敗研究機構為中央和地方的反腐敗提供了大量的咨詢服務和決策參考。

反腐戰略新部署：“三個注重”

反腐敗斗爭的過程，就是腐敗形式不斷多樣化和反腐敗方略不斷科學化這樣一個拉鋸式的博弈過程。“三權交易”的要件是權力的私用、濫用或盜用，其危害甚烈，影響甚廣。因而，黨和政府科學把握反腐倡廉的內外形勢，與時俱進地推進反腐敗戰略的調整和創新，從“一個注重”(注重治標)轉向“三個注重”(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有效防范和遏制“三權交易”的滋生蔓延。

更加注重治本。改革開放特別是1993年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以來，由反不正之風到反腐蝕到反腐敗，一直保持著對腐敗的高壓態勢。在反腐目標路徑上，由著力治標、側重懲處轉向標本兼治、懲防并舉，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再到“更加注重治本”，綜合治理“三權交易”的土壤和條件，逐步構建立體治本體系。

更加注重預防。“堅決懲治腐敗是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有效預防腐敗更是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志”。由此，反腐敗逐漸實現由查到處、到嚴懲、到懲防并舉、更加注重預防的深刻轉變，建立健全預防腐敗的安全網。

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實施權力的行為屬于國家行為，權力必須依法行使。但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有效管用的制度體系，特別是相互協調又相互制約的權力結構尚未完全形成，制度上的漏洞使“三權交易”有機可乘。因此，必須“更加注重制度建設”，推行“權力結構的類型轉換”，依靠制度制衡發力，保障不斷覺醒的權力和權利對不斷擴張的權力進行不斷的制衡，從根本上治理公權腐敗。

從“三權交易”到“三軍匯合”和“三個注重”，最大的公約數是權力，最能發現問題的機制是監督，最有效的控制力量是制衡，最終實現制衡的法寶是民主與法治。

(作者為制度反腐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