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城市的房價控制目標終于展露端倪。繼３月２８日上海市公布２０１１年房價控制目標，２９日，深圳市也公布了該市的控制目標：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建住房價格指數的漲幅低于深圳市本年度ＧＤＰ和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

深圳市的房價控制目標與上海市的目標大同小異，上海市同樣提出２０１１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漲幅要低于年度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水平，并同時提出新建保障性住房面積高于商品住房面積。此前，由于已公布控制目標的許多城市都將房價漲幅設定在１０％，而上海市的房價控制目標不超過８％，竟然是已公布目標的城市中的最低漲幅，一時成為輿論關注的“亮點”。按照深圳市２０１１年ＧＤＰ增長１０％、人均收入增長１０．３４％測算，深圳２０１１年的房價漲幅控制將是限定在１０％。

雖然一線城市的房價控制目標還未全部亮相，我們其實可以推論，寄望一線城市在房價控制上能夠發揮“向下”的“引導”作用，基本已經成空。且不說宏觀政策的本意是否支持房價下跌，即便上海這個目前漲幅最低的８％，也依然是與ＧＤＰ掛鉤。而且，上海的“８”其實極為討巧。看似在一片“１０”中明顯另類而顯眼，但在中國地方政府的ＧＤＰ競賽中，上海２０１１年ＧＤＰ的增長目標就是設定為８％，低于其他省份。

調控目標成了漲價的“風向標”，如此局面恐怕讓政策制定者極為尷尬，雖然“國八條”預設了“當地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三個限定條件，但目前出臺控制目標的地方政府無一例外地僅關注前兩個條件而有意忽略第三個條件。這種耐人尋味的選擇性忽略充分表明，房價博弈的重點究竟在何處。

坦率而言，“國八條”設定的三個條件過于空洞模糊，客觀上傳達了助漲的市場信號。到目前為止，之于房價如何才算“穩定”一直沒有權威聲音出現，對政策目的的“競猜”不過表明，民間所期冀的房價下跌在當前不具現實可行性。在未來幾年將有數億人口邁入城市化，這是房價居高不下的強烈支撐。同時，地產在中國經濟中扮演了極為中重要的角色，在出口和消費無法依賴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缺乏可行的新的著力點。第三，地產歸根結底是個金融問題，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也基本是以土地資源的貨幣化為依托，對金融風險的恐懼封殺了房價下跌的動力。第四，土地財政短期內不可能出現改觀，地方政府賣地求財的沖動依然強烈。而尤為要者在于，經濟增長、城市化以及土地財政實際形成了循環共振、互為依賴，除非有系統性的整體措施，局部的調控實難取得真正效果。

自然，通過行政權力的干預，也可強行讓房價下跌。但這種嚴重與市場經濟相悖的做法，不會被調控者所采納。目前采取的“限購”等措施，其實也是在行政干預。其邏輯，不過是希望以暫時的壓制，為加大供應爭取時間。但這種愿望究竟勝算幾何，前途未必一片光明。當前漲價預期之所以強烈，公眾資產沒有保值增值渠道是個致命軟肋。而限價和限購，其實更為加大了供應短缺的預期。

目前調控近乎騎虎難下，公眾其實已經在懷疑調控究竟是否可行。當前最為需要的是承認現實的勇氣，回歸市場經濟的軌道，嚴格按照經濟規律設計調控措施。迷戀威權、迷戀行政的力量，機械的凱恩斯主義，注定吃力還不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