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擇人”乃自古難題，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中的各種競爭機制，有一利則生一弊，充分認識其中的利弊得失，將對當今的官員選任起到切實的借鑒作用

進入帝制時代以后，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發展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漢魏六朝時期的察舉制和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察舉制時代面臨的問題是有條件出任官員的人數有限，察舉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選拔人才。科舉制時代的問題正好相反，隨著門閥貴族的衰落、文化知識的普及，有條件有資格出仕任官的人越來越多，而能夠安排的員闕卻是有限的。所以，科舉制及各種配套的官員選任制度的目的是，除了選拔國家治理需要的人才外，還在于淘汰或黜退大量的有任官資格的人。因此，如何引入競爭機制就成為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

在唐代選官制度中舉和選分離，宋代以后，舉和選逐漸走向合一

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中的競爭機制，首先體現在考試選官的制度之中。考試選官的原則確立于隋唐時期。以往人們一般強調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在考試選官中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唐代的銓選更能夠體現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精神和原則。因為在唐代選官制度中舉和選分離，舉指科舉，選指銓選。科舉只是獲得出身的考試，而獲得出身的途徑，除了科舉外，還有門蔭、流外入流、軍功授勛和其他雜色入流等。無論何種出身，要出仕任官，都必須經過吏部或兵部的銓選。即使是任滿待選的前資官，在重新出任職事官時，也同樣需要經過銓選考試。銓選是所有人進入官僚隊伍的必經之路;或者說，不論是通過何種渠道獲得出身，所有出仕任官的人都必須通過銓選來選拔。

宋代以后，舉和選逐漸走向合一，科舉及第者很大一部分可以直接出仕任官，考試選官的原則在科舉制度中就得以實現。考試選官的核心精神就是優勝劣汰，以公開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為原則的科舉考試，是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中最基本的競爭途徑。盡管自科舉制誕生以來一直到科舉制的終結都存在著家庭背景、人際網絡、權錢交易、個人喜好等因素對公平競爭原則的沖擊和干擾，但是，以考試成績定去留的基本準則是無可動搖的。科舉選官制度是中國帝制后期社會流動的根本途徑，也是保持社會活力或全體社會成員進取心的基本動力之一。

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員，解決的只是出身的問題，是在初次入仕任官的環節上設立的競爭機制，對于已經進入官僚體制的大量所謂“前資官”來說，在他們升遷過程中如何進行有效的競爭，既是保證選官公正有序的需要，也是選拔人才的需要。中國古代選官思想中強調“為官擇人”，就是選拔符合崗位需要的人擔任相應的官職，而不是“為人擇官”，不是為了安排人而選官。如《周禮》就說“官不必備，惟其人”;西晉劉毅在《九品八損疏》中提出，“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唐太宗更是明確指出要“量才授職”、“用人如器”。如何才能做到“為官擇人”，如何在客觀上選拔出符合崗位需要的人才，在主觀上排除各種人為因素的干擾，就成為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中的關鍵問題。總結隋唐以后選官制度和選官實踐的發展，在保證選官有效競爭方面，大體有以下一些制度和措施。

出身途徑的多元化

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出身，成為唐宋以后選官制度中的所謂“正途”。但是，由于科舉考試自身存在的局限，尤其是考試內容和錄取標準趨向于程式化，最終發展到所學非所用的境地，這就使得科舉考試不能滿足選官的需要。歷代都在科舉選官的同時還開辟其他的入仕之途。如唐代的入仕之途包括門蔭、貢舉和雜色入流，宋代的入仕之途包括科舉、蔭補、薦舉等，明代則有“三途并用”之說，薦舉為一途，進士、監生為一途，吏員為一途。多種出身途徑并存，意味著在取得任官資格的起點上就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在科舉錄取名額有限的背景下，保證了等待在官僚隊伍門檻外有足夠多的候補人員，給獲得科舉功名者甚至已經進入官僚隊伍的人以有形無形的巨大壓力。

舉薦不僅是出身途徑之一，也一直是獲得出身之后官員升遷的重要途徑。不過，要使保舉在官員選任中真正發揮作用，前提是社會風氣良好，人們推薦出于公心。然而，自從隋朝廢除長官自辟僚屬之制而實行所有官員都由吏部統一任免之后，舉薦與銓選就從此興彼廢逐漸走向彼此配合。能否獲得高級官員或知名士人的舉薦，成為選官制度中的又一種激烈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