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關于遵義會議組織變動的三個問題

在1982年中央檔案館館藏的陳云手稿《（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被發現以前，因為沒有會議記錄，也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會議組織變動的文獻記載，人們對此次中共領導層大變動的具體情況不得其詳。

陳云手稿的面世，使人們清楚地了解了中央領導機構人事變動的真實情況。

據手稿記載，在解決組織問題上，遵義政治局“擴大會最后作了下列的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2001年公布的從俄羅斯國家檔案部門發現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報告》，則明確說到會議“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史平即陳云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的化名。這兩份文獻是迄今為止僅有的關于遵義會議組織變動的檔案史料。由于它們是會議的參加者在會后不久記述的，其權威性不容置疑。

但是，怎樣理解會議的組織變動？當時為什么會作出這樣的組織安排？對此存在不同看法。筆者嘗試將這一變動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分析，以期得到接近歷史真實的解讀。

問題一：在最迫切要解決的軍事領導人的更換上，為什么在取消三人團，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后，沒有直接任命毛澤東擔任軍事最高領導人，而是選擇了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確定了周恩來是最高軍事領導者？

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這樣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為毛澤東自1932年寧都會議被撤消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后，在軍內無領導職務。而朱、周是中革軍委主席和副主席，周恩來又是長征以來全權指揮作戰的三人團成員，且已認識到五次反“圍剿”和西征以來軍事戰略上的錯誤，因此得到了與會者的信任。

問題二：在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更換上，為什么會議并沒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決定，而是決定會后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為什么常委分工時沒有選擇毛澤東，而是選擇洛甫代替博古負總責？

對遵義擴大會議應當撤換黨中央領導人而沒有撤換，在會議參加者的回憶中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大家擁護毛澤東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領導，但毛澤東堅辭。據伍修權回憶，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聶榮臻也回憶：“大多數人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楊尚昆更具體地談到：“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愿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所以決議上寫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意思就是說領導班子的分工暫時還沒有定。”還有一種說法是擁護張聞天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領導，但是張聞天也推辭了。其中說得最詳細的也是楊尚昆。他在1997年3月22日和劉英的一次談話中回憶：“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于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

從上述回憶中可以看出當時由誰來接替博古，黨內是有不同認識的。最合理的解釋是會上因種種原因一時定不下來接替博古的人選，且國民黨追剿軍已到遵義附近，會議必須馬上結束，沒有時間再詳細討論，因此不得不留待會后解決。

問題三：在2月上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是怎樣醞釀推舉領導人的呢？

一種是周恩來回憶中說的，被《毛澤東年譜》采信的說法。周恩來在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報告中，回憶當時變換領導人的情況時說：“遵義會議上組織路線也是勉強解決了。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當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是要幫的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這段話表達了三層意思。一是洛甫是犯了錯誤的，并不是最合適的人選，可以讓他做，但要幫助他；二是洛甫能接替博古是毛澤東讓的；三是大家不那么贊同，是經說服大家才同意的。

另外一種是張聞天本人在1943年整風中寫的《反省筆記》中的說法：“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楊尚昆在回憶中也說“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

上述兩種意見究竟哪種更接近事實？考慮兩位當事人說這番話的背景，張聞天是在1943年整風運動中寫的《反省筆記》中說的，處在被批判的教條主義代表人物的地位，斷不敢無中生有往自己臉上貼金；周恩來是在1972年文革中說的，在以路線斗爭為綱講黨史和毛澤東個人崇拜盛行的背景下，難免不適當地抬高了毛澤東的地位和影響力，貶低了洛甫。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和黨內的思想狀況看，沒有推毛澤東，多半是因為毛澤東在政治上長期受排斥，被視為右傾路線的代表，改變看法，重新認識毛澤東要有個過程。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威望還不是延安時期那樣眾望所歸。而把洛甫推出來代替博古作黨的最高領導人，比較順理成章。一是洛甫本來就是黨內排在博古之后的第二號人物。二是因為他在遵義擴大會議上作《反報告》，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對開好會議，實現歷史轉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為常委們認可。

綜上所述，遵義會議完成的組織變動，應當實事求是地表述為：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撤銷了博古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職務，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形成了以張聞天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毛澤東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這是因為當時黨的中心工作是軍事斗爭。誰能領導紅軍戰勝敵人的圍追堵截，誰就是核心。毛澤東不僅參與最高軍事指揮，而且確實在決策中起了核心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是符合實際的。（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