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年，足行萬里，弟子以千數(shù)。何茲全先生不僅是一位桃李滿天下的老師，更是一位著作等身、成就斐然的歷史學家。

辯證唯物史觀使人聰明。這是何茲全先生對自己數(shù)十年治學道路、治學經驗、治學思想的總結。他在1997年為《愛國一書生》所作的《自序》中這樣寫道：“平心而論，我是個中庸之資。和我的同代同行來比，我的天分是差人一頭的。今天使我也能稍有成就作為他們同列中的一員，只是我稍多讀了幾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唯物史觀的書而已。辯證法使我好思考，也才聰明了一點。”正是這幾句樸素、平實的語言，表達出了這位歷史學家的心聲，也反映了歷史研究中的一個“秘訣”，一個真理。

“擇善而固執(zhí)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這是何茲全先生為學為人的宗旨。擴而大之，這是一個學人如何對待自己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是否還要繼續(xù)努力耕耘的問題，也是一個學人如何在學術的群體、學術的海洋中擺正自身位置，從容而處的問題。何先生以此語作為座右銘，這對我們這些晚輩、后學極具深刻的啟示和教育意義。

2001年，何茲全先生在《九十自我學術評述》一文中自謙地寫道：“20世紀30年代初學寫文章，到現(xiàn)在已近七十年。回頭看看自己的成就，雖然自己也曾有時‘驕傲’、有時‘委屈’過，但基本上大多時間還是虛心、甚或心虛的。客觀、公平地評估自己的一生，有五字可用：‘貧乏’、‘不淺薄’。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是‘幸運’的，也是‘悲劇’的。”何先生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概括，是中肯的，而他對自己“近七十年”的遭際和學術生涯的概括，讀來令人深思。如說“大多時間還是虛心、甚或心虛”，這不就是“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嗎！他不輕易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并努力探求新知用以充實它們，這不就是“擇善而固執(zhí)之”嗎！正因為有這種思想境界，何先生年逾九秩，還筆耕不輟，不斷書寫出理性與激情相融合的華章。

何茲全先生對自己老師的敬重和真情，在史學界以至在整個學術界堪稱楷模。其所以如此，因為他的這種敬重和真情，不止是表現(xiàn)在生活中、禮儀中，更表現(xiàn)在學術中。十年前，當河北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時，便想到請何先生出面推薦一部傅斯年先生的著作列入“名著”系列。在何先生明白了編者意圖時，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是關于我老師的事情，我愿意做！”這句話，深深地感動了參與其事的年輕學子。經過何先生的反復思索、考訂、編輯，從書名的確定到內容的編次，年屆九十的何先生全身心投入，可以說做得嚴謹有序，一絲不茍，這就是后來面世的傅斯年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從一定意義上說，何先生為此書付出的心血和智慧，集中地反映在他為此書所撰寫的《前言》中。一方面，何先生高度評價這部“未完成的中國古代史專著”，認為書中所收錄的已發(fā)表的五篇論文，“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chuàng)見，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chuàng)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 ”。他對傅斯年的學識、學術事業(yè)也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何先生對傅斯年提出的“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論點，做了冷靜的分析和有理論深度的批評，他寫道：“主張史學即史料學、一分材料一分貨的，主要是反對預先在腦子里有個理論或方法。這種反對是沒有用。從古以來，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論。人在和客觀實體的接觸中都有反映……幾千年來人類從和客觀實體的接觸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觸中，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也就是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人和人的接觸中，人和社會的接觸中，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理論。反對研究歷史先在腦子里有個方法和理論的人，其實自己也是先在腦子里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論的，只是各人腦子里的方法和理論不同，有先進、落后，正確（或部分正確）、錯誤的區(qū)別而已。”這一段分析、闡述，再一次顯示出何先生在辯證唯物史觀理論方面的修養(yǎng)和造詣，值得我們反復閱讀和領會。

因為“批評”了老師，所以何先生在這篇《前言》的末尾處做了這樣的表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吾師在天有靈，當仍會喜愛此頑愚學生的真誠真情，莞爾而笑，不會說我滅師滅祖，把我趕出師門的。”當這篇《前言》先期在《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刊出后，一時間，海內外史學界贊聲不絕，傳為佳話。當然，傅先生“在天有靈”，自當“莞爾而笑”，夸獎何先生的這份“真誠真情”。（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

學者名片

何茲全（1911-2011年），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主要集中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是國內最早倡導“魏晉封建說”的學者之一，其代表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中國文化六講》、《三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