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年，足行萬里，弟子以千數。何茲全先生不僅是一位桃李滿天下的老師，更是一位著作等身、成就斐然的歷史學家。

辯證唯物史觀使人聰明。這是何茲全先生對自己數十年治學道路、治學經驗、治學思想的總結。他在1997年為《愛國一書生》所作的《自序》中這樣寫道：“平心而論，我是個中庸之資。和我的同代同行來比，我的天分是差人一頭的。今天使我也能稍有成就作為他們同列中的一員，只是我稍多讀了幾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唯物史觀的書而已。辯證法使我好思考，也才聰明了一點。”正是這幾句樸素、平實的語言，表達出了這位歷史學家的心聲，也反映了歷史研究中的一個“秘訣”，一個真理。

“擇善而固執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這是何茲全先生為學為人的宗旨。擴而大之，這是一個學人如何對待自己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是否還要繼續努力耕耘的問題，也是一個學人如何在學術的群體、學術的海洋中擺正自身位置，從容而處的問題。何先生以此語作為座右銘，這對我們這些晚輩、后學極具深刻的啟示和教育意義。

2001年，何茲全先生在《九十自我學術評述》一文中自謙地寫道：“20世紀30年代初學寫文章，到現在已近七十年。回頭看看自己的成就，雖然自己也曾有時‘驕傲’、有時‘委屈’過，但基本上大多時間還是虛心、甚或心虛的。客觀、公平地評估自己的一生，有五字可用：‘貧乏’、‘不淺薄’。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是‘幸運’的，也是‘悲劇’的。”何先生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概括，是中肯的，而他對自己“近七十年”的遭際和學術生涯的概括，讀來令人深思。如說“大多時間還是虛心、甚或心虛”，這不就是“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嗎！他不輕易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并努力探求新知用以充實它們，這不就是“擇善而固執之”嗎！正因為有這種思想境界，何先生年逾九秩，還筆耕不輟，不斷書寫出理性與激情相融合的華章。

何茲全先生對自己老師的敬重和真情，在史學界以至在整個學術界堪稱楷模。其所以如此，因為他的這種敬重和真情，不止是表現在生活中、禮儀中，更表現在學術中。十年前，當河北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時，便想到請何先生出面推薦一部傅斯年先生的著作列入“名著”系列。在何先生明白了編者意圖時，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是關于我老師的事情，我愿意做！”這句話，深深地感動了參與其事的年輕學子。經過何先生的反復思索、考訂、編輯，從書名的確定到內容的編次，年屆九十的何先生全身心投入，可以說做得嚴謹有序，一絲不茍，這就是后來面世的傅斯年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從一定意義上說，何先生為此書付出的心血和智慧，集中地反映在他為此書所撰寫的《前言》中。一方面，何先生高度評價這部“未完成的中國古代史專著”，認為書中所收錄的已發表的五篇論文，“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 ”。他對傅斯年的學識、學術事業也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何先生對傅斯年提出的“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論點，做了冷靜的分析和有理論深度的批評，他寫道：“主張史學即史料學、一分材料一分貨的，主要是反對預先在腦子里有個理論或方法。這種反對是沒有用。從古以來，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論。人在和客觀實體的接觸中都有反映……幾千年來人類從和客觀實體的接觸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觸中，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也就是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人和人的接觸中，人和社會的接觸中，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理論。反對研究歷史先在腦子里有個方法和理論的人，其實自己也是先在腦子里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論的，只是各人腦子里的方法和理論不同，有先進、落后，正確（或部分正確）、錯誤的區別而已。”這一段分析、闡述，再一次顯示出何先生在辯證唯物史觀理論方面的修養和造詣，值得我們反復閱讀和領會。

因為“批評”了老師，所以何先生在這篇《前言》的末尾處做了這樣的表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吾師在天有靈，當仍會喜愛此頑愚學生的真誠真情，莞爾而笑，不會說我滅師滅祖，把我趕出師門的。”當這篇《前言》先期在《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刊出后，一時間，海內外史學界贊聲不絕，傳為佳話。當然，傅先生“在天有靈”，自當“莞爾而笑”，夸獎何先生的這份“真誠真情”。（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

學者名片

何茲全（1911-2011年），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主要集中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是國內最早倡導“魏晉封建說”的學者之一，其代表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中國文化六講》、《三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