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經濟學認為，在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市場往往失靈；政府因此被視作彌補市場失靈的第一主體。然而由于政府存在著預算擴張動機等“內部性”和信息不完全等，在提供公共產品時，常常陷于低效率，也就是說，政府也會失靈。

當下中國，這一困局尤為突出。據估算，近10年中國城鎮居民的總需求中，個人公共需求提高的比重相當于過去50年的總體增幅，并且個體化、個性化的特征日趨明顯。政府迫切需要發展公共服務職能、提升公共產品供給能力，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事務實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

在社會組織不斷發育的基礎上，以社會組織為代表的“第三主體”參與公共產品供給成為一種現實選擇；而隨著一部分擁有社會責任感的群體同時擁有了參與社會建設的能力，這樣的選擇有了現實的可能。

作為社會組織發育較早的中國城市之一，上海最近幾年對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走過了從“開窗”到“開門”的過程，一批社會組織活躍在助老、就業援助、慈善、社區治理等領域。它們的領頭人身份相當多元，有初生牛犢的“海歸”，有歷經商場磨礪的企業家，也有浪漫的藝術家……不同的經歷淘洗出不同的運作模式，使公共產品的供給呈現靈活多樣的特點，與政府的“保基本”構成互補。

正如企業家之于企業的重要性，社會組織領頭人的素質決定著“第三主體”供給公共產品的效率。本報選取并采訪了三位背景迥異的社會組織創業人，從他們仍處于“進行時”的創業故事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一個社會組織領頭人所必須具備的特質，比如創新力、執行力，乃至忍耐力。

從這些故事中，我們或許更應該去發現他們所需要的理解、支持和幫助，發現職能轉變中的政府新的工作著力點。

讓社區里的三四位獨居老人集中住到某一位老人家中結伴養老，同時把空出來的房子出租，租金用來支付專業養老機構的家政、看護服務費用——這樣的“拼房養老”模式在國外已漸趨成熟。從英國留學歸來的楊磊，試圖把這種新的養老模式引入上海。2009年2月，這位80后“海歸”創辦了“伙伴聚家養老服務社”，以此作為自己事業的起點。一年多來，這一養老“洋模式”在本土化過程中不出所料地遇到了種種困難，但楊磊不言放棄：“接受新事物需要時間，我必須耐得住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