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時期（1368—1398年），“百姓充實，府庫衍溢。蓋是時，劭農務墾辟，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大興屯田，“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明史·食貨志》）。清康熙帝曾嘉其“治隆唐宋”，后人譽之為“洪武之治”。事實上，明洪武時期，天下初定，百廢待興，天災頻發，民生多艱。但也正因為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宵旰圖治，以安生民”（《明太祖實錄》卷196），終于形成一個“治世”局面。“洪武之治”局面之形成，原因多多，“天災”亦有“所為”。在此，謹就天災與洪武之治的內在關聯稍作梳理。

“水旱相仍”加深“憂危積心”

洪武元年（1368年），“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翌年，旱魃為虐。又，多地發生水災、雹災，地震等。由于天災肆虐，大明政權的開創者朱元璋在彷徨憂懼之余，轉而求助于神靈。他向父母亡靈禱告：“咎實在兒，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答天譴，敢告知之。”又告祭風云雷雨等諸神：“伏念去歲因旱，民多顛危；今又缺雨，民生何賴？實切憂惶，……愿神以民庶之疾苦哀聞于上天厚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明太祖實錄》卷40）然而，天行有常，祈禳無果，災害依舊。據《明太祖實錄》所載，洪武三十一年間，水災、旱災、蝗災、雹災、地震、瘟疫等就有三百余起，幾乎無年不災，無處不災。

朱元璋出身寒微，年少時曾行乞四方，深諳民間疾苦。他嘗言：“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明太祖實錄》卷96）即位后，他意欲“以臻雍熙之治”（《明太祖實錄》卷34），可是天不作美，各種自然災害接踵而至，這就讓明太祖犯難了。他反躬自問：“朕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以菲德，不能任賢圖治以副民望，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薦興。夙夜兢業，不遑寧處。”（《明太祖實錄》卷132）

“安危治亂，在于能謹與否耳。”明太祖也深悉此道。面對天災，他在“夙夜兢業，不遑寧處”之余，就反復向官員灌輸憂患意識與責任觀念，期望養成居安思危、勵精圖治的政治品質。他常告誡臣僚：“水旱災傷，雖出于天，而亦作民父母者之責也。”若“君臣一體，茍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宜盡心力以匡朕不逮。”“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名垂青史，豈不美乎！”至其晚年，他尚慨嘆：“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息系焉。故日慎一日，為恐弗及。”甚至在遺詔中，朱元璋還在惦記：“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于民。”要言之，頻繁的天災加重了他的“憂危”心理，強化了他的憂患意識，并且刺激了他的致治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