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劉良模（左一）等人與周恩來合影。資料圖片

劉良模指揮歌詠會成員演唱《義勇軍進行曲》。劉新供圖

劉良模（1909—1988年），浙江鎮(zhèn)海（今寧波）人。新中國成立后，劉良模與吳耀宗等40人聯(lián)名發(fā)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公開信，發(fā)起了基督教三自（自治、自養(yǎng)、自傳）革新運動。他還曾擔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副會長、全國青聯(lián)副主席、全國政協(xié)常委、民盟中央委員等職，是一位愛國愛教的基督徒。今天，我們還要講述——

劉良模等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的兩個資料來源

《義勇軍進行曲》是在第一屆全國政協(xié)一次會議上被定為代國歌的，這是人們廣為熟知的歷史事實。但究竟是誰首先作此提案的，卻眾說紛紜。一直以來，流傳最廣的有兩個版本，一是徐悲鴻首先提案說，另一則為劉良模、馬敘倫、張奚若、梁思成等首先提案說。而徐悲鴻首先提案說在坊間的知曉度顯然更高，各種文藝作品大多以此說為藍本，又進一步作了想象與加工。甚至還有混合這兩種版本而使之成為一種新版本的：劉良模、張奚若、梁思成附議、贊成徐悲鴻提議。

其實，徐悲鴻首先提案說不管流傳多廣、變化又有幾何，追根溯源只有一個來源，那就是1982年徐夫人廖靜文女士所作的《徐悲鴻傳》，此外既無其他當事者回憶的支撐，也無后世獨立研究的支持。

而支持劉良模等首先提案說的最早就有兩個資料來源。其一是《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田漢先生本人的敘述。在“關于《義勇軍進行曲》”一文中，田漢先生寫道：“……而新政府成立，國歌與國旗同樣成為迫切需要。在第六小組最后幾次的討論會上，先后由劉良模、梁思成、張奚若諸先生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國歌詞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之句，預備只用《義勇軍進行曲》的譜而另創(chuàng)新詞，郭沫若先生并已擬就3段，但張奚若先生認為不如仍用原詞較有意義，并舉法國《馬賽曲》為例。毛主席與周恩來副主席亦贊其說，謂‘安不忘危’，何況我們這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團結(jié)、安全，還需要與內(nèi)外敵人及各種困難艱苦奮斗。這樣便向大會提出了。”田漢先生在文章結(jié)尾處注明“一九四九年，北京政協(xié)會議。”田漢先生是國歌的詞作者，又是第一屆政協(xié)負責國歌問題的第六小組的成員，其敘述時間為第一屆政協(xié)會議期間，所以他的這個敘述應該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與可信度。只是這一敘述公開問世遲至1982年4月，是隨《田漢詩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的，出版時間恰與廖靜文女士的《徐悲鴻傳》同年。

其二，同年（1982年）9月，《中國建設》發(fā)表了該刊記者卜勰茗的專訪——《一個愛國基督教徒的歷程——訪全國政協(xié)常委劉良模》一文，劉良模也首次向媒體公開表示，在第一屆政協(xié)會上，是由他首先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的，文中還記述了他提議時的一段話語：“國歌要能代表一個國家、代表一個國家人民的精神風貌。這樣的歌曲不是想寫就寫得出來的，而是在斗爭中產(chǎn)生、在斗爭中得到廣大人民承認的。法國國歌《馬賽曲》就是這樣的歌曲，據(jù)我看，《義勇軍進行曲》可以和《馬賽曲》相媲美。”其實，劉先生講這段話還有這樣一個背景：1949年7月，劉良模在美國接到周恩來總理的電報，邀請他返回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8月初，劉良模攜全家先乘飛機抵達香港，再乘船抵達塘沽，于8月中趕抵北京。其時，國歌初選委員會和一屆政協(xié)第六小組成員早已工作多時，應征稿件也有幾百件，只是一直沒有大家滿意的作品。8月16日，劉良模抵達北京，向政協(xié)大會辦理報到手續(xù)后，當即向大會秘書處打聽關于國歌是否已經(jīng)確定的事宜，聽秘書長回答尚無結(jié)果，國歌初選委員會正在進行征集，許多人正在創(chuàng)作，劉良模情急之下，才發(fā)表了上述看法。劉良模向大會報到并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后，被增補進入第六小組并作為國歌評選的專家，由此他參與了《義勇軍進行曲》最終被定為代國歌的最后這段工作。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田漢先生的記述中強調(diào)的是“在第六小組最后幾次討論會上，先后由劉良模、梁思成、張奚若諸先生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