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可并乾嘉：鑄造古籍整理的新典范

古籍整理始終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顧頡剛的疑古事業，承緒鄭樵、姚際恒、崔述等人的辨偽傳統及乾嘉以來的考證風氣，由辨偽書而辨偽史，為辨偽史而考古籍，古史辨與古書辨就這樣二位一體，而所謂的古書辨就是古籍整理。在啟動了一場全面顛覆經學古史系統的“史學革命”的同時，顧頡剛還開啟了古籍整理事業的嶄新時代。

整理前代古籍是歷代學者的一項重要使命，只是到了顧頡剛，陳陳相因的古籍整理面貌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科學打敗了經學。其中，考辨典籍的成書時代，尤具特殊意義。《堯典》不是堯時載記，《禹貢》也不是夏時版圖……由經書而諸子，老子、墨子、楊朱、荀卿等紛紛被列入考辨的視野。雖然對于諸典籍的年代考索還有種種爭議，有的至今未能定論，但是，經書與諸子的年代，終于作為一個問題，擺到了人們面前！在“層累說”的理論視域中整理古籍，不但古書的造作年代，連所述內容等等，都必需經過科學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認。如同余英時所說，在史料學或歷史文獻學的范圍之內，顧頡剛的“層累說”，“的確建立了孔恩所謂的新‘典范’”，“開啟了無數‘解決難題’的新法門”。這一典范的鑄就，是顧頡剛對于古籍整理事業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貢獻。

顧氏不但提供了古籍整理“范式”，他還以豐富的古籍整理實踐，為學界提供了現代古籍整理的最佳樣本。在《尚書·大誥譯證》中，他調動了幾乎所有的古文獻與相關的“傳”、“注”材料，會通漢魏以后各類專家的學說的精華，結合考古、古文字學材料，從語言方面尋出頭緒，譯成今語，作成考證。楊寬認為顧已做到“著為定本”，許冠三則說，這是顧頡剛“合疑古、辨偽、考信為一”之作。

以古史重建為核心，顧頡剛的一生，在古籍整理實踐方面多有開創，并屢屢制訂富有遠見卓識的古籍整理規劃。他是古籍今譯的最早嘗試者，二十四史點校工程的最早規劃者和啟動者……顧頡剛還有許多古籍整理規劃，由于時代限制，雖無法在他生前落實，今天卻都成為學界古籍整理的重點。如20世紀40年代，顧頡剛就曾提出編輯“經藏”的設想，并為此制訂了系統的整理計劃，今天學術界對于“儒藏”的整理，可以說是顧頡剛“經藏”計劃的延伸。豐富的前瞻性使顧先生的諸多宏偉規劃，與其他學術成績一樣，成為不可忽視的寶貴學術遺產。

而顧頡剛在古籍整理事業上所達到的高度，可能也將最終決定他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如果說，乾嘉學派所從事的是漢代之后又一次規模巨大的“古典文獻整理”運動，那么，以顧頡剛為領袖的“古史辨”的事業，則是繼乾嘉學派之后又一次帶有典范意義的“古籍整理”運動，而且，這次“整理”與乾嘉不同，“乾嘉學派”的整理仍然是在“傳統”的范疇之內，而“古史辨”則是在“現代”范疇之中，從而給今天所有的古典研究奠定了基礎。

包含并遠不止上述內容的《顧頡剛全集》，于先生辭世三十周年之際出版，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創者中，顧頡剛是最后一位離世的大師。顧頡剛的逝世，不僅是史學上的胡、傅、顧時代的結束，更是中國古典學史上一個偉大時代的終結，但“古史辨”派肯定將與“乾嘉學派”一樣，作為古典學史上一個特殊段落的標識，永遠載入中國學術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