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可并乾嘉:鑄造古籍整理的新典范
古籍整理始終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顧頡剛的疑古事業,承緒鄭樵、姚際恒、崔述等人的辨偽傳統及乾嘉以來的考證風氣,由辨偽書而辨偽史,為辨偽史而考古籍,古史辨與古書辨就這樣二位一體,而所謂的古書辨就是古籍整理。在啟動了一場全面顛覆經學古史系統的“史學革命”的同時,顧頡剛還開啟了古籍整理事業的嶄新時代。
整理前代古籍是歷代學者的一項重要使命,只是到了顧頡剛,陳陳相因的古籍整理面貌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科學打敗了經學。其中,考辨典籍的成書時代,尤具特殊意義?!秷虻洹凡皇菆驎r載記,《禹貢》也不是夏時版圖……由經書而諸子,老子、墨子、楊朱、荀卿等紛紛被列入考辨的視野。雖然對于諸典籍的年代考索還有種種爭議,有的至今未能定論,但是,經書與諸子的年代,終于作為一個問題,擺到了人們面前!在“層累說”的理論視域中整理古籍,不但古書的造作年代,連所述內容等等,都必需經過科學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認。如同余英時所說,在史料學或歷史文獻學的范圍之內,顧頡剛的“層累說”,“的確建立了孔恩所謂的新‘典范’”,“開啟了無數‘解決難題’的新法門”。這一典范的鑄就,是顧頡剛對于古籍整理事業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貢獻。
顧氏不但提供了古籍整理“范式”,他還以豐富的古籍整理實踐,為學界提供了現代古籍整理的最佳樣本。在《尚書·大誥譯證》中,他調動了幾乎所有的古文獻與相關的“傳”、“注”材料,會通漢魏以后各類專家的學說的精華,結合考古、古文字學材料,從語言方面尋出頭緒,譯成今語,作成考證。楊寬認為顧已做到“著為定本”,許冠三則說,這是顧頡剛“合疑古、辨偽、考信為一”之作。
以古史重建為核心,顧頡剛的一生,在古籍整理實踐方面多有開創,并屢屢制訂富有遠見卓識的古籍整理規劃。他是古籍今譯的最早嘗試者,二十四史點校工程的最早規劃者和啟動者……顧頡剛還有許多古籍整理規劃,由于時代限制,雖無法在他生前落實,今天卻都成為學界古籍整理的重點。如20世紀40年代,顧頡剛就曾提出編輯“經藏”的設想,并為此制訂了系統的整理計劃,今天學術界對于“儒藏”的整理,可以說是顧頡剛“經藏”計劃的延伸。豐富的前瞻性使顧先生的諸多宏偉規劃,與其他學術成績一樣,成為不可忽視的寶貴學術遺產。
而顧頡剛在古籍整理事業上所達到的高度,可能也將最終決定他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如果說,乾嘉學派所從事的是漢代之后又一次規模巨大的“古典文獻整理”運動,那么,以顧頡剛為領袖的“古史辨”的事業,則是繼乾嘉學派之后又一次帶有典范意義的“古籍整理”運動,而且,這次“整理”與乾嘉不同,“乾嘉學派”的整理仍然是在“傳統”的范疇之內,而“古史辨”則是在“現代”范疇之中,從而給今天所有的古典研究奠定了基礎。
包含并遠不止上述內容的《顧頡剛全集》,于先生辭世三十周年之際出版,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創者中,顧頡剛是最后一位離世的大師。顧頡剛的逝世,不僅是史學上的胡、傅、顧時代的結束,更是中國古典學史上一個偉大時代的終結,但“古史辨”派肯定將與“乾嘉學派”一樣,作為古典學史上一個特殊段落的標識,永遠載入中國學術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