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總體部署，并通過人大監督、財政預算收攏三公消費邊界，才有可能使“公車改革”走出一條符合實際的可行之路

這幾天，公車改革的老話題再次引起熱議。日前，武警湖北總隊決定，湖北省武警總隊副師級以下干部公務用車將全部取消，今后，總隊對所有機關干部每月發放用車補貼，機關干部外出辦事所駕私家車懸掛地方牌照；而來自云南昆明的消息稱，一項“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專用卡定額包干管理”試點工作搞了近一年，預計可節省費用2000余萬元，試點區超過八成的公務員改變了出行方式，選擇私家車、公交車、自行車解決公務問題。

公車改革各地多有嘗試，但鑒于情況復雜，難題不少。雖然公車貨幣化改革屢屢啟動，但會不會“變味”，還有待觀察。

公眾對于公車改革探索的審慎追問，應該說其來有自。如果從1994年《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算起，公車改革已經搞了16個年頭，改革之車雖然不時油門轟轟作響，但整體而言可謂步履艱難。最新例證是，北京“治堵方案”公開征求民意，意見稿明確提出“十二五”期間北京市各級黨政機關、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不再增加公務用車指標，但現有公務車有多少？相關部門均表示“不便透露”，并稱“問題很敏感”。

從以往一些地方推行的改革實例看，改革的突破恐難一蹴而就。不管是既得利益者的消極態度，還是改革環境缺乏制度保障，內外阻力都不小，常常讓許多出發點很好、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最后不得不回到原點。而一些地方性改革和試點的最大意義，在于它們昭示了一個道理：公車改革不見得需要特別高明的設計，它最需要的就是觸碰既得利益的改革決心與魄力。

事實已經證明：公車改革還是要積極穩妥推進，不推進只會讓改革變得更難。綜觀當下現狀，個別地方的單兵突進固然讓人心生振奮、充滿期待，但指望某個地區在自主探索中找到“萬全之策”，成為各地均可效仿的改革樣本，恐怕也不太現實。唯有總體部署，并通過人大監督、財政預算收攏三公消費邊界，才有可能使“公車改革”走出一條符合實際的可行之路。必須看到，長年奔跑在馬路上的超編車、超標車，消費的不僅僅是汽油和鈔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