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評價戴震思想及其學術地位

在清代人眼里，戴震首先是乾嘉時期杰出的考據學大師。他一生勤學，著述不倦，晚年入“四庫館”校書，據說《四庫全書》中的“經部”之書皆經他手定。清代考據學雖由顧炎武等人發軔，但到了戴震這里才形成完整的理論和清晰的治學方向。戴震指出，治學必須由訓詁﹑音韻等“小學”入手，先通字義而后了解義理，象宋明理學家那樣單純注重精神修養是無助于理解儒家之“道”的。清代經學家基本上接受了戴震的理論，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引之等人都是杰出的文字學家，對清代學術有重大貢獻。直到民國時的胡適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其中還可以依稀看出戴震考據學方法論的影響。

戴震雖以考據學大師著稱于世，但他本人更為看重的是自己的“義理之學”。在乾嘉樸學重考據而輕思想的時代氛圍中，他的“義理之學”并不受重視。當時的學者普遍沉迷于繁瑣考證的風氣之中，對哲學思辨不感興趣，認為戴震指斥宋儒﹑談論義理只是標新立異，存心與宋學作對，是學術精神不夠純粹的表現。但是到了清末民初時期，隨著時代風氣的轉變，戴震的哲學思想忽然一躍成為近代中國人文主義思想的先驅，好評如潮。這其中如梁啟超贊頌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是以“情感哲學”取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章太炎則推許顏元與戴震為“叔世之大儒”。在近代以來的文化巨子中，魯迅對中國舊文化黑幕的批判深度與高度至今無人企及，他以小說﹑散文的形式揭露“吃人的舊禮教”，其思想脈絡也明顯與戴震的“以理殺人”說一脈相承。（見許蘇民著《戴震與中國文化》）

戴震重視理性，倡導實事求是的求知方法，是儒家傳統中“智識主義”（余英時語）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先驅，他同時代人稱頌他“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梁啟超則稱他“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這應該是對戴震思想最恰當的評價。（作者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