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化的發展和創新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如何對待“古今中外”的關系問題。民主主義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明確反對全盤保存國粹和全盤西化兩種極端的觀點,主張對中西文化采取兼收并蓄、融會貫通、為我所用，對我國文化學術的發展和學科建設，發生了積極的作用，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

第一，他積極主張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提出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成就”。他認為各民族間互相師法才能有進步和發展，在世界歷史上，一個民族文化的進步，都包含著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人類之消化作用，不唯在物質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他舉例說，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國的文明而消化之，創造了燦爛的古希臘文明；高盧、日耳曼諸民族吸收了希臘、羅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歐洲今日的文明。中國自漢至宋逐步吸收了印度文明，而在哲學、文學及美術，“得此而放一異彩”。但自元以來的600多年間，與歐洲文明雖有接觸，然未嘗有大量的吸收，只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蟄之動物“日趨羸弱”。這種歷史的回顧和比較是很有說服力的。他批判了那種單純指摘別人缺點而拒絕學習的妄自尊大態度。

為了使我國文化學術盡快趕上西方先進國家，他主張廣泛的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經驗。他說：“吾人為集思廣益起見，對于各友邦之文化，無不歡迎。以國體相同，而對于共和先進國之文化，尤所歡迎；以思想之自由，文學美術之優美，彼此互相接近，而對于共和先進國中之法蘭西，更絕對的歡迎”。蔡元培從上述思想出發，在對北京大學革新中廣泛容納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許不同學派的觀點自由討論，使學生通過廣泛接觸加以比較、吸收和創新。同時，他還把對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張，作為北大課程改革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蔡元培的主張和做法，不但使五四時期的北大成為新文化、新思潮傳播的一個中心，而且也在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某種促成作用。

第二，他認為對外國文化思想應擇善而從，重在消化，反對簡單模仿和全盤西化的錯誤傾向。他認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華和糟粕兩個部分，學習要擇善而從，取分析的態度，為我所需，為我所用。他特別強調吸收外國文化應重在消化，吸收是消化的預備，而只有消化才會有益。“消化者，吸收外界適當之食料而制煉之，使物化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發達”。因而消化是以我為主體，對于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渾淪而吞之，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認為單純模仿、照搬照抄，只是一種稚拙的舉動；而全盤歐化，則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同化于他人，是完全錯誤的。他以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責任感，殷切勉勵我國留學生應具有堅強毅力，發奮圖強，“能保我性，則所得于外國之思想、言論、學術吸收而消化之，盡可為‘我’之一部，而我不為其所同化”。切勿志行薄弱，“棄損其我而同化于外人”。這些針砭時弊的金石之言，在今天看來也仍然不失其價值。

第三，他認為吸收外國文化，不僅要吸收外國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進的科學方法，并運用這種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舊有文化，以創造新義，求得更進一步的發展。他不固守成法，而重視創新。他說：“販運傳譯，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創造的”。又說：“研究者也，非徒輸入歐化，而必于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他認為“歐化優點即在事事以科學為基礎”。這里所說的科學主要是指科學的方法。他主張中國不但在“發明的科學”（指自然科學）方面應采用西洋方法來試驗，而且“就是中國固有的學問”，即傳統文化方面，“也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它”。他在闡述人類文化歷史演進的規律時曾說：“縱觀歷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觸，必能產生一種新文化”。他既反對那種拒絕外來文化、故步自封的國粹派，也不贊同消亡民族個性的全盤歐化論，而主張中西兼容、融匯創新。這種借鑒與創新的統一，表現了蔡元培進步的中西文化觀，這對于文化學術的發展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蔡元培這種借鑒與創新相統一的中西文化觀，是適應了近代中國發展的需要，反映了新的時代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生動活潑，在反封建的號角下，傳播新文化新思想，建立了不朽功勛。但其間存在的“好就絕對的好，壞就絕對的壞”的片面性、絕對化的思維方法，因其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使它不僅對中國思想界產生惡劣的影響，而且也困擾了爾后誕生的中國共產黨。中共黨內長期受到教條主義的危害，就是這種思想方法在黨內的表現。從這樣的歷史角度來看，僅就文化的發展而言，蔡元培文化觀的進步性和時代精神就更加顯示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