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第132期上刊發了張福貴先生的《學術不平等是學術危機的最大癥結》一文。張文認為，學術危機的最大癥結是學術不平等，官本位意識導致了學術權利與學術地位不平等，急功近利的需求導致了過度量化的評價機制。對此，筆者不敢茍同，而認為，學術危機的最大癥結在于學者不自覺。

官本位意識并不必然導致學術權利與學術地位的不平等。進行思考和研究的權利是不會因為權力的打壓而被剝奪的。司馬遷的遭遇很是說明了這一點。正當司馬遷埋頭著述《史記》的工作進入高潮，“草創未就”之時，突然飛來橫禍，受李陵案的株連被下獄受腐刑。但司馬遷并沒有因此抱怨“學術不平等”，對國事世事從此冷漠不再關心。反因“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逐“發奮著書”。

縱觀歷史，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可以說，無厄運，無圣賢；無賢圣之發憤，著書立說，思來者，則中華文明枯槁矣。即便有秦“焚書坑儒”、清“文字獄”，仍有人收藏書籍，傳于后世。

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英雄、豪杰、圣賢成長的基本規律。古人尚知并能 “非澹漠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人為學，執著于名利，計較于外境，面對古人之品德學術境界，難道不應有所悔悟否？

張文認為，學者受 “服務現實，服務社會，服務地方”的發展戰略引導，“急功近利越來越成為一種學術導向和社會潮流”。這種急功近利導致了“這些年來，中國學術界特別是中國高校一直處于‘評審’與‘被評審’之中”，造成了過量化的評價。然而，別人急功近利是別人的事，關鍵是自己如何泰然處之，不妄為，不盲目追風。一個巴掌拍不響，一相情愿事不成。根本的問題還是學者自身。學者捫心自問，有沒有“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欲速則不達。此理知否？若知，板子先打學者。

人文社會科學之所以越來越套用自然科學的評價體系，在于人文社會科學像自然科學一樣分得越來越細。缺乏符合自身規律的評價，是因為照搬別的學科設置，這一邏輯本身就很荒謬。當下，大學要“大師、大樓、大氣”，學者要名譽、地位、津貼。不可否認，在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下，中國學術界特別是中國高校一直處于“評審”與“被評審”的怪圈之中。然而，“評審”與“被評審”是一回事，學問本身則是另一回事。學者能否堅持自身的評價標準，獨善其身，存有“思來者”之心，這大抵應成為問題的根本。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除了留下經典學術思想外，并沒有為后人留下要職稱名譽的事跡。今人為名利所累，說了許多自己不信、自己不懂甚至自己都不愿意說而又似乎不得不說的話。以此為學，斷難成功。錢鍾書先生說：學問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兩三素心人議論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從評價標準意義上而言，應對學人有所啟迪。

張文還認為，“在相當多的研究論著中，研究者缺少自己的思想，不是權威人物如何說，就是外國學者怎么看，實質上研究者已經把自己的學術判斷置于研究對象之下，處于一種不平等的學術倫理之中，因此淡化甚至喪失了正常的學術判斷的能力”。實質上，這已不是“不平等的學術倫理”問題，而是一種學術失范行為。沒有自己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發現的所謂“研究論著”，其本身就不是學術論著。

創新是學術的靈魂，創新是學者的追求，創新是學品才智與勤奮和合的產物，創新是現實性與“思來者”和合的產物。學術主體性是學品才智與勤奮及其和合。“核心觀點中應該包含個人獨到的思考”是學術主體性的結果，而不是本身。學術主體性是學術創新之母，學術創新是學術主體性之子。

“要代表社會的良知，成為社會和人類的思想庫。”要求做學問要以仁慈為心，以蒼生為念，恬淡虛無，淡泊名利。不唯上，不跟風，假話全不說，真話說全了。如是始終，則金玉如山，不為動；權傾天下，不為移。居廟堂之高而憂民，處江湖之遠而濟天下。順其自然，而始終以民族為重。以民族為重者，其心志必高遠，其思慮必深邃，其文章必智慧，其行為必慈善。不以一時之沉浮而動搖心志，不以窮富而挪移靈魂，不以貴賤而消長良知，不以得失而驚擾心神。

學者當自悟，自重、自強、自貴。無他。（作者單位：香港東方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