瑯威理與“致遠”艦軍官合影

瑯威理，英國人，1882年秋受聘來華任職，負責北洋海軍的組織、操演、教育和訓練。中法戰爭爆發后，因英政府宣布局外中立，瑯威理回避去職，請假回國。1886年1月應邀重返中國，擔任清政府北洋海軍的洋顧問、副提督，在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890年2月，北洋艦隊南下避凍。24日，丁汝昌率“致遠”等四艦至南海一帶操巡，瑯威理、劉步蟾、林泰曾督帶“定遠”、“鎮遠”等艦在香港維修。3月6日，“定遠”管帶劉步蟾傳令降下提督旗換升總兵旗，表明自己是艦上最高長官。瑯威理責問：“丁提督離職，有我副職在，為什么撤下提督旗？”劉步蟾答：“按海軍慣例應當如此。”瑯威理認為這是對自己的污辱，故而致電李鴻章，對自己的地位提出質問。李鴻章復電“以劉為是”，于是瑯威理憤然辭職。此即所謂撤旗事件。

撤旗事件是中國近代北洋海軍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對北洋海軍后來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由于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曾積極支持瑯威理供職海軍，并說“海軍衙門（的成立）是向前巨大的一步，中國需要瑯威理”（《赫德與中國海關》，第480頁），“瑯威理的前程光輝燦爛，只要他謹慎從事，他在中國海軍中的地位，就會像我在中國海關中的地位一樣”（《洋務運動》（8），第490頁）。因此，不少人認為英國向中國派遣海軍顧問的目的便是為了控制中國海軍，瑯威理就職北洋水師正是英國政府這種企圖的具體表現。瑯威理辭職后，英國政府甚至命令英國海軍學校驅逐中國留學生（《總稅務司在北京》，第611頁）。因而，撤旗事件的處理表明了中國官方的正確立場，在主權問題上沒有退讓。北洋大臣李鴻章努力保持艦隊不受外籍雇員的控制，在必要時甚至不惜采取斷然措施，以回答外籍雇員的要挾。這一事件也充分表明，外籍雇員同清政府只是雇傭關系，不能越過此界獲得更多的權利。

瑯威理辭職后，英國專欄作家干得利就此事評論說，“中國的一些軍官相信自己能夠管理自己的艦隊，便發動了一次陰謀，迫使瑯威理辭去指揮之職。”（《洋務運動》（8），第441頁）但近代史專家苑書義認為，干得利的這一評論是帶著有色眼鏡看事物，為心懷叵測的瑯威理鳴冤叫屈。他認為中國軍官并沒有搞什么陰謀，只是抵制了瑯威理謀求“行政最高權”的陰謀活動（苑書義：《李鴻章傳》，第265頁）。

然而近代海軍畢竟是個舶來品，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又是陸營出身，故平時的操練都由瑯威理負責。從有關史料看，在撤旗事件后，瑯威理的拂袖而去直接導致了北洋水師整體訓練的松懈和軍紀的廢弛，對北洋水師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瑯威理是典型的注重個人名譽和待遇同時又對工作非常負責的職業軍人。他辦事勤謹認真，治軍極其嚴格，在培訓北洋海軍時嚴遵英國海軍的條令，對北洋海軍條令、禮儀的制定也頗有貢獻。赫德認為，“瑯威理走后，中國人自己把海軍搞得一團糟。瑯威理在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能很好地利用他。”（《總稅務司在北京》，第985頁）這一說法基本屬實，因為在甲午戰敗后的清廷上諭中也說：“瑯威理前在北洋訓練海軍，頗著成效。自該員請假回國后，漸就廢弛，以致本年戰事未能得力。”（《清德宗景皇帝實錄》（五），光緒二十年十月己未條，第542頁）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亦認為，“洋員之在水師最得實益者，瑯總查為第一……人品亦以瑯為最。平日認真訓練，訂定章程，與英國一例，曾無暇晷。即在吃飯之時，亦復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處煙臺，已經稟辭薪水，尚手訂舢板操章，越兩月成書寄旅。此等心腸，后來者萬不能逮。”（《北洋海軍資料匯編》，（上）第56—57頁）在他的督帶下，北洋水師操演認真，平時沒人敢請假，亦無人敢出差錯，故軍中流傳“不怕丁軍門，就怕瑯副將”的說法。而在其任內，北洋海軍的訓練水平亦達到巔峰，令各國刮目相看。

史料表明，瑯威理去職后，北洋海軍軍紀松弛，操練盡廢。《北洋海軍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但“自瑯（威理）去后，漸放漸松，將士紛紛移眷，晚間住岸者，一船有半”（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下冊，第398頁）。每當北洋封凍，海軍例巡南洋時，又率淫賭于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中日戰爭》（一），第63頁）。從李鴻章到丁汝昌，都認為瑯威理既有才，又能干，并且確為北洋海軍的近代化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只為撤旗事件便允其辭職，也說明了中國在主權意識之后，又蘊含著排外因素。劉步蟾與瑯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揮權之爭外，從某種程度上看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軍內部對于嚴格管理的厭煩情緒。由于“瑯威理督操甚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左翼總兵劉步蟾與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瑯威理”（姚錫光《東方兵事記略》，卷四，第4—5頁）。當時北洋海軍軍官以福建人為主，所有閩籍管駕，皆擁護劉步蟾與林泰曾，是以瑯威理上書李鴻章，提出“兵船管駕，不應專用閩人”，于是劉、林等人抓住李鴻章的心理，稱瑯威理升提督旗的行為顯示了對中國海軍控制權的野心，一貫堅持權自我操的李鴻章于是站到了劉、林一邊。由此瑯威理受到排擠，也說明李鴻章雖然注重武器裝備的更新，但忽視專業化的訓練，對于瑯威理的支持也極為有限。

在某種意義上說，瑯威理是西方近代軍事思想的一個代表，但北洋諸將的傳統官僚性格同這種思想本身有很大距離，同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觀念也在某種程度上積淀成了國人的思維定勢，于是瑯威理的西方管理方式便與中國傳統發生了矛盾，不能得到中國艦隊普遍的認可與支持。這件事說明，一個落后國家，在向近代化邁進的艱難征途上，如何一面進行反控制的斗爭，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始終是一個需要很好解決的課題。（作者單位：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