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最后走向和局，是很多杰出的政治家努力的結果。但以往對南方革命黨的支持力量之一——江浙滬士人群體的貢獻，并沒有充分評價。而這個群體中以趙鳳昌為代表的常州英杰也沒有受到相應重視。今天重新審視辛亥革命，這個視角是不能再被忽視的。

筆者懷著雙重敬意，向讀者諸君推薦《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杰》。

第一重敬意奉獻給辛亥革命，第二重敬意則奉獻給為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作出特殊貢獻的趙鳳昌。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干支紀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由革命黨策動的湖北新軍起義在武昌爆發，經一夜激戰，起義者奪取省城，次日即布告天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九角十八星鐵血旗取代黃龍旗，飄揚在武昌城頭。此后40多天，民軍在漢口、漢陽與南下清軍激戰，湖南、陜西、江西、江蘇等省則紛起宣布對清廷易幟獨立，260余年的清王朝以及沿襲2000余年的專制帝制的崩潰，已成不可阻擋之勢。

值此歷史關頭，革命黨的“共主”孫中山從美國轉赴英國，為未來的共和政權爭取外交及財經支特；革命黨的另一領袖、多次武裝暴動指揮者黃興則從香港趕往上海，偕宋教仁等奔赴武漢前線，隨即投入陽夏苦戰。

清政府方面，在怒斥棄武昌而逃的湖廣總督瑞澂、統制張彪的同時，立即派遣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新軍，以及海軍大臣薩鎮冰率領艦隊，從水陸兩線合擊武漢。然而北洋新軍并不聽調于滿洲貴族蔭昌，清廷只得曲意敦請三年前罷官在家鄉河南彰德洹上的袁世凱，袁氏則一面與朝廷討價還價，一面集結北洋部屬徐世昌、馮國璋、段祺瑞等，對湖北民軍給予軍事打擊，在奪取漢口、漢陽之后，又與民軍停戰議和。袁氏的謀劃是，以民軍及各省獨立的威勢，迫清廷交權給袁氏，又以手握重兵及漢陽一勝之威為資本、以清帝退位為誘餌，迫民軍讓權。

英、法、日、俄、德、美列強，密切關注中國政情的劇變，一面競相往長江中下游調集軍艦等戰力，對民軍保持軍事壓力，一面在清民兩方加緊外交斡旋，試圖火中取栗，保護并擴大其在華利益。辛亥年末的中國，確乎存亡危急之秋，既預留著創建共和的機遇，也面臨著分崩離析、列強干涉瓜分的危險。

當此千鈞一發之際，一批江浙滬士紳聚會于上海南陽路10號的一座名叫“惜陰堂”的小洋樓，商討中國的去向，而樓主是布衣趙鳳昌。常州人趙鳳昌（1856―1938），不僅是惜陰堂聚會的東道主，更是民國建立前后這關鍵的一年間一系列聚會的精神主腦。

趙鳳昌曾任湖廣總督張之洞首席幕僚，昔時武昌有“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的戲語流傳，足見趙氏在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視。后因政敵攻訐，張之洞忍痛罷黜趙鳳昌，趙氏自此脫離官府，卻攜帶著張氏的關系，以一介布衣活躍滬上，趙宅不僅成為張之洞搜集內外信息的基地，也是湖北派往海外留學者的中轉站。趙鳳昌更在工商經營、政治交際中，建立起廣泛的中外人脈，社會影響力日漸壯大，在戊戌變法、東南互保、《蘇報》案中，趙氏皆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

由于趙氏明確了自己的清朝體制外身份，又在華洋雜處的上海不斷汲納新知，故其政治傾向日趨進步。至辛亥首義前后，他的反清立場已基本形成，不過他決非那種呼喚高調的孟浪之士，而是實實在在地于沉潛中推助時代大潮。他與其密友莊蘊寬（1866―1932）等江蘇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義前后運籌帷幄，折沖樽俎，同革命黨人、立憲派、清朝漢官均有深度聯系，并與英、法、日、俄的駐華使團相溝通。其在上海的寓所惜陰堂，成為辛亥首義后一段時間江浙滬政要、士紳與革命黨聚會議事的要地。武昌起義不久，趙鳳昌即擬訂政見五條：

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

消融一切種族界限，以拜永久之競爭。

發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

縮減戰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

聯絡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

此確為老成謀國之金玉良言。為實現此五條，趙鳳昌等仁人志士進行了不懈努力。

武昌起義消息傳至上海，趙氏即邀集張謇、莊蘊寬及同盟會會員黃炎培、立憲派人物雷奮和孟森等來惜陰堂會商應對之策。上海光復，趙鳳昌又與張謇居中調停，趙氏寓所惜陰堂成為南北代表幕后商議地點，并約定在上海，由江蘇代表雷奮致電各省，派代表前來討論“將來國體、政體根本計議”。

當陽夏戰爭激烈展開之際，黃興以紅十字救傷隊作掩護，乘英輪從上海赴武漢，時為中學生的趙鳳昌的女兒趙志道參加救傷隊，勇赴戰火紛飛的武漢，趙鳳昌親登輪船甲板為女兒送行，趙志道開始還擔心父親阻攔，但趙鳳昌“既未責難，亦未勸阻，且慰勉有加”，自此女兒始知“先君早已傾向革命矣”。

趙志道從陽夏戰爭前線“乘船返滬”，見到一個頗有歷史意味的場景：

先君已除辮，終日與各方人士討論國事。座上客有章太炎、孫中山、宋教仁、戴天仇、張季直、莊思緘、湯蟄仙等。所議為電請清帝退位及勸袁世凱贊助民國等事。南北議和時，先君常去觀渡廬與伍廷芳策劃和議條件。聞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嘉禾國徽寓以農立國意，皆出先君倡議。

以惜陰堂為樞紐，江浙滬士紳與孫、章及宋教仁、張謇（季直）、莊蘊寬（思緘）、湯壽潛（蟄仙）等人議及民國創建的種種關鍵問題，又與湖北軍政府及袁世凱、馮國璋的北洋勢力交相往還，并同外國使團反復溝通，竭力預防列強干涉，促成清帝退位，從而對辛亥首義以后的中國政局走勢發生影響。

辛亥年底，革命中心已從武漢轉移到滬寧，當然是全國大局演變、各方力量對比所致，然與趙鳳昌等人前臺幕后的縱橫捭闔有相當關系。人稱趙鳳昌為“民國產婆”、“山中宰相”，實不為過。此時的趙鳳昌鼎力支持孫中山、黃興。后來袁世凱稱帝野心日益昭著，趙鳳昌等又首先主張袁世凱從大總統位下臺。

趙鳳昌等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義、民國創立這一歷史關頭，心憂天下，超越黨派，運籌帷幄，大處著眼，實處著手，且始終與歷史前進的大方向相切合，誠古今中外罕見之布衣謀略大師，稱之為“民國諸葛”頗為恰當。從歷史的縱深處考察趙鳳昌等常州系人士對民國創立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歸之于他們的政治智慧，更與其厚重的經濟、文化含量大有干系。

就經濟言之，自明清以來，尤其是近代以來，江浙即為中國首富之區，故治理天下所賴不出二者：“西北甲兵，東南財賦。”在某種意義上，惜陰堂參議者便代表了“東南財賦”，這是惜陰堂意見舉足輕重，無論孫、黃還是袁世凱，乃至外國人必予重視的原因之一。

就文化言之，自明清以來，尤其是近代以來，江浙乃學術淵藪，乾嘉以降的今文經學發達于此，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宋翔鳳開創常州學派，上承《公羊》經說，下啟道（光）咸（豐）的龔自珍、魏源，以至光緒間的康有為，成為近代變法思潮的一大源流。因之，從1911年辛亥革命往前推的晚清新政“中國近二十多年一切進化之動機皆發起于東南而贊成于西北”是當時所有政界人物們都一致公認的事實。清民之際的趙鳳昌、吳殿英、莊蘊寬等承襲“通經致用”、改革求變的常州家訓祖脈，在新時代召喚下，一路走來，順應并敦促辛亥首義、民國創立這一大歷史轉機，此誠曠世之偉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