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簡介　陳光，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西南交大地方政府績效評價中心主任、全國政府績效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四川省政治學會副會長等。主要研究方向為技術創新與管理、科技管理與公共政策、公共組織管理與公共服務評價、科技戰略與區域發展等。在《中國科技論壇》、《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研究與發展管理》等媒體均有論文發表。

剛剛結束的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黨和國家對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越來越重視的今天，該如何認識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群眾在公共服務需求上所發生的客觀變化，利用轉變發展方式契機，更好地化解矛盾、構建和諧的社會治理結構？本報記者近日專訪了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陳光教授。群眾的需求在變化

記者：總體來說，我國當前經濟社會中存在的矛盾和三十年前相比，發生了什么變化？

陳光：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在于生產力比較低下，人們最基本的溫飽需求都沒有得到解決，市場也處于一個供不應求的狀況；而現在，人們最一般的需求——即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已經得到較好地滿足。如果說過去的問題是物質匱乏，那么現在的問題則是“產能過剩”，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我看來，現在構建和諧的社會治理結構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人民群眾對公共產品 （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和當前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供給不足的矛盾。有鑒于此，剛剛結束的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特別指出，要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記者：當前公眾在公共服務方面產生了哪些更高更新的需求？

陳光：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果，導致了社會需求的相應變化。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一些更重要的公共需求，如醫療、教育、住房、發展、養老、良好的生態等發展性需求和保障性需求正在日益增長。所有這些高于人基本需求的、和人的保障與發展關系密切的生存需求，都在人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范疇內。其中，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又是人們關注度最高、與人們生活關系最密切的幾類公共需求。促進和諧的社會治理

記者：您怎么看待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和社會治理之間的關系？

陳光：如果說前30年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那么現在更加繁重的任務是要建立現代社會治理結構。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化解社會矛盾，構建一個有序、和諧、穩定的社會；而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共產品（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就是化解矛盾的一種有效方式。前30年的改革，我們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秩序，為公眾提供了基本的市場服務；在接下來的改革進程中，則應以轉變發展方式為契機，實現包容性增長，致力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的和諧發展，探索和構建和諧的社會治理結構，確保為公眾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加強公共服務建設，在創新公共服務體制中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

記者：如何看待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統籌城鄉發展中的作用？

陳光：滿足人民群眾對一個充足、公平、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日益強烈的渴求，是緩解發展矛盾、令經濟發展獲得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的根本途徑。當前一些地方出現的官民矛盾、群體之間的矛盾，其本質都是公共產品（服務）在相應主體間分配不均衡與不公平的矛盾。所以推動地區之間均衡發展，統籌城鄉均衡發展，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質就是在推動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公共服務實現均衡、公平和完善。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主導范圍

記者：新頒布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市（州）目標管理辦法（試行）》規定，今后省政府在年初不再向市州政府具體下達GDP增長率指標。您認為在政府政績考核標準改革中，應如何強化政府為群眾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陳光：政府在對自身的角色定位上，要從“城市或區域的管理者”向“合理的社會治理結構的倡導者”轉變；在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上，要實現從規模擴張向致力于完善和提升城市公共服務轉變。體現在政績考核上，作為考核標準的，不應只是包括GDP、地方財政增幅等單純的經濟數字指標；也要包括“人”的指標、加入進更多的“人”的發展方面的考慮——例如人的基本健康、衛生保健、基本養老，受教育程度、創造力指標，生態良好和環境保護的指標，以及森林覆蓋率、城鎮規劃科學性等人居環境指標。這些指標都和人們的公共利益與在公共服務方面的要求緊密關聯。

記者：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政府需要完善自身作為“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的職能；而在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哪些方面需要政府主導才能做得更好？

陳光：第一，要讓公共服務實現更高的公平性。理論上，一國的所有公民都應該均衡地獲得公共產品。怎么讓更多的人們——如農民工、下崗工人、失地農民，也享受到最基本的醫療保障？又如，為什么農村修路農民要自己掏錢而城市人不用呢？在統籌城鄉一體發展的時候，應該思考如何讓城市和農村的居民都公平地享受公共服務。第二，公共服務的標準化進程應該明晰和加快。人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比如義務教育的時候其實有很多附加費用，怎么消除這種現象？第三，讓社會困難群體享受到更充足的公共產品（服務）。一個社會發展得好不好，不是看富翁有多少，而是看這個社會對困難群體的關注有多少。應該在政府的政策主導下，鼓勵和發動更多的社會團隊、機構、或者一些人來專門對應地幫扶他們。社會的發展也不是看“精英”增加了多少，而是看困難群體在這個社會中都得到了什么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這些工作都是應該由政府主導來做的。（記者 何江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