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規模較大的翻譯活動，其中以鴉片戰爭后的西學翻譯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最重要的一次。在這次翻譯活動中涌現出一批著名的翻譯家，如嚴復、章太炎、梁啟超、李大釗等。在這個翻譯群體中，以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翻譯活動，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學者認為，“這個時期的翻譯活動發揮了歷史規劃和主體召喚的巨大作用。”（張立波：《翻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晚清以降，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發動了多次侵略戰爭并圖謀瓜分中國，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就在此時，一批有識之士倡言向西方學習，并開始埋頭翻譯西方著作，從堅船利炮到科學技術，從社會學說到民主政治，他們希望從西方思想學說和政治制度中找到拯救中國社會的良方。在這個過程中，嚴復、章太炎等人翻譯的有關西方社會學著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鋪墊了道路。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社會依然處于軍閥混戰的動亂之中，中國向何處去？這是許多先進知識分子所執著探索的問題。為了拯救國家和人民，一大批知識分子紛紛赴日、法、德、俄、英、美等國，或勤工儉學或留學求知，繼續尋求救民救國的真理。在此過程中，他們中有許多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開始陸續譯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做出了貢獻，也為中國社會學思想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作為西方的一種思想學說，是隨西學東漸而傳入中國的。孫中山和梁啟超等人較早就有接觸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以及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著作，但未產生重要影響。俄國十月革命后，少數懂外文的先進知識分子和民主革命先驅者以濃厚的興趣，組織人員對這些著作進行翻譯、出版，推動了其在中國的傳播。

嚴復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譯家，他親自動手翻譯西方社會科學名著，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嚴復翻譯的西方名著涵蓋了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邏輯學等學科。社會學是他非常著力的門類。此后，西方社會學的著作就不斷被譯介到中國，據統計，當時關于社會學的譯著達近80種，根據西方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的自著之作也有近200種。在眾多的譯者中，既有嚴復、章太炎，梁漱溟等近代著名學者，也有陳獨秀、李大釗、陳望道、李達、李漢俊、瞿秋白、蔡和森等馬克思主義者。

1919年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初步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用和中國工人階級的戰斗力量，也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這期間，很多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被翻譯介紹進來。如，1919年5月食力在北京《晨報》上刊載了《勞動與資本》，即馬克思的《雇俑勞動與資本》；李大釗在《新青年》上摘譯了《哲學的貧困》，等等。五四運動后，一大批進步知識分子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其中的許多人便受到了譯介過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影響。

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方面，李大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于1919年譯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1920年3月在北大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譯編馬克思主義著作，在1919年主編《新青年》時，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并發表了他的三萬字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對馬克思主義包括其中的社會學進行了科學評價，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唯物史觀、經濟學說與社會學理論的統一。同年，《晨報副刊》在李大釗的主持下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欄》，連載了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即《雇傭勞動與資本》) 譯文，接著又連載了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義》(即《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譯文。李大釗等人譯介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的著作，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覺醒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了關鍵性作用。

1920年，上海《國民》雜志第2卷第3號刊載了由費覺天翻譯的《馬克思底資本論自序》（即《資本論》第1版序言）。同年李大釗部分翻譯了《共產黨宣言》。陳望道在1920年首先全文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他所譯的全譯本《共產黨宣言》收藏在上海圖書館和上海檔案館，這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全譯本。陳望道早年在日本留學時研讀過社會主義理論，回國后積極參加進步思想宣傳活動。1920年初，他開始秘密翻譯《共產黨宣言》。當時，他躲在一間破舊的柴草棚里，除了要克服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還要防備敵人的搜查。陳望道用了三個多月時間譯完此書。《共產黨宣言》中譯單行本第一版印刷1000本，很快贈售一空。為了滿足讀者的需要，社會主義研究社又于9月出版了第二版。

在這一時期，還有很多先進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當中。如沈澤民1921年翻譯過列寧的《討論進行計劃書》和《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等書。茅盾（沈雁冰）1920年翻譯《共產黨的出發點》、《美國共產黨宣言》及《國家與革命》等。李達從1921年起至1933年，翻譯《唯物史觀解說》、《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等馬克思主義著作35種，達200余萬字。張聞天摘譯《共產黨宣言》并全譯了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等。瞿秋白譯介了《費爾巴哈論》、《列寧論托兒斯泰》等大批馬克思主義著作。惲代英譯介了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

正如董必武在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所題：“其始于細，其成也鉅”。這些翻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人數雖少，但卻成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的橋梁。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早期領導人都是在這一時期開始接受、學習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在這一時期首先接觸了《共產黨宣言》，他對這一經典著作反復閱讀，深加思考。正是在研讀了多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后，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發生重大轉變，“從此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創建起來并成為翻天覆地、扭轉乾坤的政治力量，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引起了我國空前的歷史巨變。（作者單位：西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