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思想史的譜系中，莊子誕生于公元紀元前的華夏神州，而尼爾·波茲曼則成名于20世紀下半葉的北美大陸。一個是前無古人的思想家，一個是名噪全球的文化傳播批評大師。在綿延兩千余年的歷史時空隧道中，兩位大師不可能謀面，但他們的精神世界卻有著共通之處：二人都對技術文化與“樂”之關系的探討情有獨鐘，堪稱技術文化批判的摯友。

莊子是世界上最早對技術進步展開反思并加以批判的思想家之一。《莊子·天地》有這樣一則故事：子貢路過漢陰，見一老者抱甕從井中汲水灌溉莊稼，便告訴他如使用一種叫“槔”的機械，就可大大提高灌溉功效。孰知老者忿然作色曰：“為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可見早在當時，莊子即已意識到技術進步的悖反之處，當“機事”將人心異化為“機心”時，技術就會淪為漠視人文精神的可怖絞架。

作為后現代的文化批判大師，波茲曼對技術文明的負面影響洞悉無遺。他在闡述電視文化對人類文明的毀滅性影響時，似乎繼承了莊子的批判思路。在《娛樂至死》一書中，他指出：電視的聲畫并茂以及操作的簡易性消逝了人類的童年，任何人都可以在娛樂中透視電視所傳達的意思，一切都成了娛樂化的文化。……電視“讓人看”的性質讓人們放棄了思考，轉而單純追求視覺快感的滿足。在那里，“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

對技術進步的深刻批判，勢必引出對人生幸福快樂的深層次理解。圍繞著對“樂”的理解，莊子提出的命題性哲言是“至樂無樂”：“天下有至樂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在莊子看來，無為才是真正的快樂，反之，一味追求“至樂”勢必走向反面，危害無窮。一味追求身體感官的享受，勢必導致人性的喪失，“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味熏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與莊子的“至樂無樂”相對應，波茲曼開出的警世讖語是“娛樂至死”。如果說在草昧初開的上古時代，追求“至樂”還要受到諸多條件限制的話，那么在號稱已進入數字化時代的信息社會，我們無疑已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波茲曼對沉醉于電視技術之中的人們大聲疾呼：“娛樂是電視所有話語的超意識形態。……電視展示給觀眾的主題雖多，卻不需要我們動一點腦筋。”“新聞節目是一種娛樂形式，而不是為了教育、反思或凈化靈魂。”

在《娛樂至死》的前言中，波茲曼對兩個著名的“反烏托邦”預言進行了比較：一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一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他指出，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兩種典型方式：一種是讓文化成為讓人窒息的監獄；另一種則是把文化變成一個表面光鮮絢爛，卻讓人娛樂至死的舞臺。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愿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埋沒在無聊繁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淪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波茲曼相信，奧威爾的預言已經落空，而赫胥黎的預言則有可能成為現實。在印刷時代走向沒落，電視影像大行其道的當今社會，波茲曼以拉斯維加斯為例，提醒沉湎于狂歡泥潭中的人們：“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的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波茲曼的上述預言告訴我們，雖然業已邁入數字化時代的人類在技術層面已取得了令人嘆為觀止的進步，但在德性層面卻有淪落于“娛樂至死”式精神荒漠的可能。正如大儒牟宗三所言：“盡管你說古人是原始人，比如說他們吃飯用手抓，你從這個地方看，他們是原始；可是你從智慧這個地方看，他們并不原始。所以孔子的那些到現在還是可以講，這個就是智慧。有些東西，比如說科學知識和物質文明，是后來居上，但是并不是一切東西都是后來居上。比如關于德性、智慧這些方面的問題，現在的人并不一定比古人強，而且常常還是遠不及古人。”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應該虛心地向古人學習。在兩千多年前, 莊子能夠敏銳地意識到那些什伯之器可能給人類生存帶來無法回避的“惡”, 這對于醉心于技術或工具理性的現代人來說，實在是一種深刻的啟迪。（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