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救國之路的一種探索，“鄉村建設運動”的失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就連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我誠然錯了。”鄉村建設運動結束半個多世紀后，中國農村又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和文化問題，這些問題無不促使人們重讀梁先生的《鄉村建設理論》。倒是梁先生在一篇回憶文章中的一句話，更值得回味：然而所見仍然沒有錯，只不過是說出來太早了。一一失之于太早。”在中國革命成功了30 年后，在梁漱溟親眼看到了中國農村的巨大變化之后，他仍然堅持說自己的所見并沒有錯。為什么會這樣呢?我想是，梁先生當年所看到的問題現在依然沒有解決，從而使他堅持認為，自己的方案仍然是有意義的。

■梁漱溟“新禮俗”的深義

細讀《鄉村建設理論》 ，我們會看到，梁對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一個基本判斷是“中國政治無辦法——國家權力建立不起”。既然國家權力建立不起，難道最緊迫的任務不是建立國家權力嗎?如果這樣看，那梁也應該認為建立一個新國家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梁卻認為，國家權力建立不起不是一時的問題，而是中國社會的一個永遠存在的根本問題。正是因為國家權力屢屢失敗，要救國就必須走另外一條道路。在他看來，這條道路，就是從中國文化的自身出發，建立一套新的社會構造，即一套新禮俗。

這個現在看來似乎荒唐的結論，或許正是梁漱溟自以為看得更深的地方。梁認為，靠政治的路是解決不了中國當時的問題的，因為當時問題的核心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文化失調、社會崩潰。國家權力只是解決這個更大的問題的一個途徑。既然這個辦法無法解決問題，那就必須想別的、更適合于中國的辦法。而在革命者看來，國家權力建立不起恰恰是當時的中國存在的最要害問題之一。正因為梁認為中國存在更嚴重的問題，所以即使在國家政權建立起來以后，他所看到的那個根本問題仍沒有解決。那個根本問題是什么?我們也許會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文化不得復興。誠然，梁先生在很多地方也有過這樣的說法，不過，梁先生并不是無道理地堅持民族文化的本位。但是在他看來，西方文化的輸入不僅沒有使中國的狀況變得更好，反而造成了一個東不成西不就的尷尬局面：“在此刻的中國社會，就是東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里變，一面又往這里變，老沒個一定方向。社會如此，個人也是如此;每一個人都在來回矛盾中，有時講這個道理，有時講那個理。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大家彼此之間，頂容易互相怪責。”他舉了兩個具體的例子來談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如一般官僚，輒自謂為公仆，話講的很好聽，事實上不然。以多數的老百姓那樣子窮苦，如果讓南京的院長、部長一幸席，站在鄉下人中間，說這是大家的公仆，主仆之間，未免有些不像;實實在在的說，仍然他是老爺。所以與其在理論上說他是公仆，倒不如從前的倫理社會稱為父母官者尚比較切近。這都是理與事的沖突。

這樣的倫理混亂才是梁所看到的真問題。西方文化的輸入不僅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反而把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種局面在今天也未曾解決，有些方面甚至還進一步嚴重了。不管這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被打破而造成的，還是因為中國還不夠現代化所導致的，都是半個世紀前和現在都共同存在的問題。正是基于這樣的思維方式，他認為中國的出路在于建立一套“新禮俗”。“所謂建設，不是建設旁的，是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即建設新的禮俗。為什么?因為我們過去的社會組織構造，是形著于社會禮俗，不形著于國家的法律，中國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種有社會演習成的禮俗，靠此習俗作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