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9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頒布，其中的“民族教育”一章規定：“國家加大對人口較少民族教育事業的扶持力度。”這一規定明確了國家在發展人口較少民族教育事業上的責任和義務。

根據近年來對人口較少民族教育發展問題的田野調查和理論思考，筆者認為，國家應進一步明確優先發展人口較少民族教育，因為這是維護公平正義、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是維護民族自信尊嚴、促進社會持續發展的需要，是人口較少民族教育及社會改革和發展的需要。

以《正義論》這本被稱為“極其繁復并且在關鍵之處相當枯燥的書”而蜚聲國際學界、進入“20世紀政治哲學大師”之列的美國學者約翰·羅爾斯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要求社會秩序的安置必須遵循的鮮明基本原則，除了第一原則即自由原則外，還有第二原則即機會確實均等和差異原則。羅爾斯向世人揭示和證明的，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公平正義的“底線原則”。其中的差異原則強調，唯有社會弱勢成員可以獲得最大利益的條件之下，社會或經濟上的任何不平等才可以被容許。

盡管從整體上看，人口較少民族不是中國生活最貧困的民族群體，但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自主性和脆弱性角度看，人口較少民族卻是中國最弱勢的民族群體。現代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既可以成為社會進步和民眾福祉的源泉和推力，也可以成為復制社會階層等級和再生產社會不公平的機器。優先發展人口較少民族教育，大力促進和發揮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的正向積極功能，是保障人口較少民族諸種權利的行使和落實，促使其參與現代化建設，分享國家改革發展成果，從而維護公平正義、建設和諧社會的必要之舉。

社會科學的研究力圖證明，族性不是文化差異的產物，而是制造文化差異的源泉。隨著時間的流逝，族性的“自在抑或原生之物”的“本質”被不斷遮蔽隱沒，但作為民族間社會政治關系的函數“特征”卻被不斷揭示彰顯。自人類邁進全球化時代以來，“尊嚴政治”現象已經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政治現象，實質上它是社會不平等的表征和產物。清除“尊嚴政治”現象的有力武器就是維護和保障民族間的形式平等，持續增進和擴大民族間的實質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