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討論在即，收入分配作為人們熱議的焦點，在各大媒體上幾乎每天都有鏡頭。綜合目前的各種觀點，筆者認為，很多議論只是停留在一些現象上，沒有說到“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大”的根源，如去年春晚上趙本山小品中王小利的那句臺詞所說：刨得不夠深，還要往祖墳上刨。或許這個比喻不是很合適，但我認為當下抓住問題的關鍵很重要。

“居民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收入差距過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我比較贊同劉國光老師的說法，人們列舉的很多緣由，諸如城鄉差距擴大、地區不平衡加劇、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落后等都成立，也必須應對，但不是最主要的。其實，有些問題只要問問普通百姓就知道了，大家試想一下，假如把所有壟斷行業放開，普通民眾的收入會提高多少？答案不言而喻。至于提出的那些解決辦法，如工資倍增，工資共決等，依個人之見，只能是保健品吧了，而治病需要的是找準病因，用藥品治療。

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不可怕

前不久，人民日報《勞動收入占比為何持續下降》一文中指出，按照資金流量表核算：1992-2006年，政府收入增加2.02個百分點；企業收入增加5.01個百分點；而居民收入則下降7.08個百分點。在收入分配大討論的背景下，很多人也跟著尖叫。對于這組數據，應該正視分析，不必大呼小叫。很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從90年代中期到現在，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明顯下降， 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也呈持續下降態勢。筆者認為，近階段的下降是國家發展的產物，屬于正常現象。因為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雛形，國企改革基本完成，加之大興基礎設施建設，經濟高速增長，國企、民企紛紛迸發活力。與經濟相對落后時期比較，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下降，是發展的正常生理現象，是合理的。因為這一時期國家需要用集體的力量來打基礎，如基礎設施建設、體制和法制的建立健全等。也正因為有這一階段的鋪墊，才有面對98洪水、汶川和玉樹地震等自然災害時的鎮定和從容，才有在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等危難中的巍然聳立，才有義務教育、醫療保險等名詞印入中國心。如果把居民免費享有、由國家投入的公共物品，計算在居民收入之內，則居民收入所占比例是不低的。

另外，在此之前的居民收入所占比例不低，也不能證明這一時期分配制度的科學。從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占經濟實體90%以上，除公私合營企業的資本家拿定息、居民儲蓄存款有很少利息外，工礦企業一律按八級工資制拿工資，農村則根據出工情況拿工分，拿“鐵飯碗”，吃“大鍋飯”。這一時期實行的分配制度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收入差距不大。但實踐證明，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方式和分配制度是不科學的。由于國家百廢待興，經濟基礎薄弱、基數小，有些潛在問題沒有暴露出來，呈現出虛假的公平。如實行職務等級制度，把各種職位行政化，嚴格官階差序標準，比照官階規定給予相應待遇，對當前的分配制度產生著剛性影響。從改革開放到90年代中期，由于經濟體制和分配制度的調整，對一個物質極度匱乏、生活水平極低的國家來說，居民收入上升幾乎是必然趨勢，而并非是分配制度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