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少數原則也是一種糾誤機制，它為多數決定原則設立了一條底線，以防止可能出現的錯誤不斷地發展和蔓延。即使少數人的正確意見被否定了，但只要它有保留和申辯的權利，就有可能逐漸地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少數就可以逐步地轉化為多數，錯誤就會被糾正，正確性又回到了多數的一方。但如果這種情況下少數不具有這樣的權利，正確的意見就被滅殺了，錯誤就會更加蔓延，糾正就更加困難。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例如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如果不一味地批判和否定，而給予其申辯和討論的空間，即使當時不采納這種意見，過后的糾正也肯定會快得多和順利得多，為錯誤的人口政策付出的代價也會少得多。另一個積極的例子是俄共對《布列斯特和約》的爭論，主張簽訂和約的列寧一開始就處于少數派的地位，被連續五次中央委員會會議所否決。所幸的是由于列寧的威望，他的少數意見并沒有被滅絕，而是一再地得到申辯，最終列寧的正確意見被采納，使新生的紅色政權避免了一次覆滅性的危機。

應當在制度上保證少數人的權利，而不是依賴于個人的地位、威望等來捍衛這種權利，無論是領袖還是群眾，是白領、公司老總還是農民工，當處在少數地位時，都應該合法地擁有自己不可剝奪的權利。

除了保留自己的意見外，少數人擁有的其他合法權利也不是可以通過多數表決就可以輕易剝奪的，即不能濫用多數原則。每個公民都有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剝奪權利必須依照法定的程序進行，民主的運作也必須貫徹程序的原則。仍以農民工被趕下車為例，他們購買車票，已經獲得了乘車的合法權利，承運方應當保證他們享有這一權利。而在他們被以多數決定的民主名義剝奪權利時，最直接形成權利義務關系的另一方——承運方是缺位的。作出決策的主體即投票的主體應該有合理合法的構成，這既有對參與者數量的要求，更有對構成權利義務關系相關主體參與的要求。承運方缺位下對農民工乘車的權利的剝奪，以及對承運義務的抹殺，其運作程序顯然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民主的投票應該合理合法地進行，不應該無視相應的法規和權利，應該懂得，法規和權利是更高位的民主所確立起來的，必須謹守。

民主政治在演進中創立了一些重要的法規和運作原則，除多數原則外，法治原則、程序原則和保護少數的原則等，都是現代民主正確運行的保障。正是依靠這些保障，現代民主才體現出強大的力量和有效性。不僅多數決定不等于民主，并且現代民主在不斷豐富多數原則運作的規定性，否則就很難避免制造錯誤和冤案。試想，即使車上的乘客進行投票決定，但如能敬畏農民工乘車的權利和承運方的法定義務，至少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案，不至于將他們趕下車，扔在路邊的寒風中，聽憑他們去繼續感冒或者實施所謂“甲流”隔離。

實行民主是為了增進人民的福祉和保障人民的權利。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就應該按照正確的原則來運行民主。其中，保護少數人權利的原則顯得比較突出，一方面是它容易被多數原則遮蔽；另一方面，容易產生只要把握了大多數就把握了正確和真理的思想傾向。一定要消除這種認識的誤區，其實少數往往并不少，城里的農民工、貧困家庭，乃至任何一種社會角色在特定的時候和場合，都可能處在少數的地位。少數與組合模式、場景等有關，所以民主運作中的少數不是簡單的“少”的概念，而是相對的概念和決不能忽略的部分。少數人意見也并不等于謬誤，服從多數主要是整合和集中的需要，但這還不能夠算完善。當少數被包容在民主的整合器中，有其合理合法的生存空間時，這樣的民主決策才能夠更好地避免和糾正錯誤，增強其科學性，也才能夠盡可能廣泛地保護好不同群體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