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勞動力市場的困境帶來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危機

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制度陷入危機，拉美國家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也逐漸暴露出諸多問題。其中，老齡化、勞動參與率下降以及非正規就業趨勢等勞動力市場因素既是世界范圍內養老保障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養老保障制度改革能否實現預期目標、取得預期成果的重要影響因素。

（一）人口老齡化與發達國家養老保障支出的膨脹

20世紀下半葉，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加劇，導致領取退休金人數快速增長和勞動適齡人口負擔加重，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隨著老齡化日益嚴重，發達國家養老金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逐漸增加，在老齡化最嚴重的2040年，養老金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也達到最大。比如，1984年德國的養老支出比例為13.70，到2040年則達到31.10；1984年美國的養老支出比例為8.10，2040年則達到了14.60（參見表1）。此外，老齡化往往伴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這意味著個人領取養老金的時間延長。1935年確立養老保障體制時，男性領取退休金的時間平均為11.9年，婦女平均為13.4年，到1990年，相應的時間則變為15年和18.8年。

（二）老年勞動參與率下降與養老保障赤字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到20世紀60年代末是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隨著70年代經濟衰退的來臨，發達國家的失業率逐漸提高，充分就業和養老保障的壓力增加。大量失業不僅使得國家失業補助明顯增加，損害國民經濟的增長，還潛在減少了養老保障收入，成為養老保障制度危機的重要病因。與失業率攀升同步，發達國家大齡勞動者的勞動參與率明顯下降，出現大規模的提前退休現象。1960-1985年間，主要發達國家的老年男性勞動力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比例迅速增長，導致55-64歲男性勞動力的勞動參與率迅速下滑，普遍從1960年-1962年的80%-90%下降到50%-70%。高失業率和較高的退休金水平是大規模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而大規模提前退休使得發達國家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財政緊張問題變得非常明顯，財政赤字擴大的趨勢很難逆轉。

（三）勞動力市場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對養老保障制度提出挑戰

20世紀50年來以來，發達國家的婦女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1990年代，英國和法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為70%，挪威則達到80%。另一方面，單親家庭數量日益增多，1999年，挪威約有49%的新生兒的父母未婚，英國、法國、美國則分別為38%、41%和31%。近30年來，由于離婚率不斷上升，加上女性擁有更多的職業選擇和生活方式選擇，英國核心家庭逐漸減少，已婚者家庭的比例從1971年的68%下降到2001年的45%。

婦女大規模進入勞動力市場，離婚率提高以及單親家庭的增加使發達國家男性（家庭）為主的傳統養老保障體系受到嚴重挑戰，迫使發達國家對遺囑撫恤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等進行改革。另外，大量婦女就業導致養老保險的需求不斷增長，擴大養老保障的覆蓋面被提上日程。而且，由于女性生育期間退出勞動力市場，然后重新進入，并且非正規就業的比例高，其勞動參與率的生命周期和就業方式與男性不同，因此，如何保障女性就業者的老年生活成為發達國家面臨的突出問題。

（四）非正規就業與拉美國家養老保障制度的缺陷

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非正規就業現象迅速增長，對社會養老保障的影響非常大。發展中國家較早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往往是正規部門，社會保險金的繳納和支付也是按照正規就業模式設定的，強調雇主和雇員的共同責任，對享受養老保障的條件有比較嚴格的規定。與正規部門就業者相比，非正規就業者的流動性強、勞動合約關系松散、平均收入較低，往往缺乏繳納社會保險金的能力，也難以達到領取養老金的資格條件，其社會保障覆蓋率非常低。以智利為例，1981年智利進行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了強制性個人賬戶。從實際繳費人口占就業者總數的比重來看，個人賬戶計劃的總體參保率在改革前后并沒有上升：到2004年，實際繳費人口只占全部經濟活動人口的30%左右，占勞動就業人口總數的55%，相比改革前舊制度60%的覆蓋面，并沒有提高（Solange Berstein， et al， 2005）。然而，養老保險的參保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正式部門雇員的參保率增長較大，非正規就業者的參保率則明顯下降。1986-2003年間，正式部門雇員的參保率從63.3%上升到76.3%，而自雇人員的參保率卻從12.2%下降到6.5%，在此期間未參保的自雇人員數量從88萬上升到158萬人，在2003年已達到勞動力人口的20%以上(Carolin A. Carbbe.，2005：219)。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嘗試，走出一條適合非正規就業者的靈活保障制度，更好滿足數量眾多的非正規就業者的養老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