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住房、教育、醫療遭遇民意“滑鐵盧”

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衰退及工業化國家的緩慢復蘇，降低了出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的可能性。盡管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已在短期內發揮了作用，但擴大公共投資和貨幣擴張是有限度的。要實現經濟在中長期的持續增長，需要調整經濟增長結構。

從供給角度看，中國服務業具有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的巨大潛力。亞行報告顯示，2008年，中國服務業產值在GDP中占42%，從業人數在就業總人數中占35%，遠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國家。然而，要挖掘服務業的潛力，還需要進行綜合性的改革，如清理一些政策障礙：過高的市場集中度和進入壁壘、對外資企業直接參與的限制、偏向制造業的激勵措施、資金配置的低效率、滯后的城鎮化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對教育和培訓投資不足等。

事實上，中國“十一五”規劃已經制定了一些目標，例如將服務業在名義GDP中的比重從40.3%提高到43.3%，將服務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從31.3%提高到35.3%，將研發費用在GDP中的比重從1.3%提高到2%，將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43%提高到47%，但是亞行判斷根據過去四年中國發展的趨勢看，這些目標在2010年底實現仍有困難。

從需求角度看，重視擴大居民消費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中國現有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下，居民消費在按支出法計算的GDP中所占的份額在過去20年中下降了15.8個百分點。投資擴張導致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對自然資源不可持續的開發。如果國有企業能持續獲得公共投資，就會迅速而直接地擴大生產規模，這樣很容易導致全社會投資規模擴大。相比之下，增加居民消費則需要不斷提高購買力，并改變國民的儲蓄習慣。

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額不斷下滑，中國居民消費的增長受到了制約。亞行數據顯示，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從1997年的66%降為2007年的58%，而政府收入的比重卻從17%上升到20%，企業收入比重也從17%升至22%。

媒體報道，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進行了四次全國范圍內的大型居民收入調查：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

國民財富結構迅速調整，使國企和大批民營企業紛紛將資金投入樓市避險。國企大舉進入，抬高了土地價格。2009年3月份后，房價連漲10個月。12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7.8%，200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均價比上一輪暴漲時期的2007年高20.8%，一線城市數據則更高。

對于中國一些主要城市房價上漲過快的狀況，亞行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認為，中國應當采取措施預防房地產泡沫，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活動。

魏圖在回答《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提問時則表示，中國房地產市場與其他國家房地產市場有所不同。目前中國的農村人口移向城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要經歷很多年，因此與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不同。中國的金融市場和投資產品渠道少，因此，大量資金涌向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價格如脫韁的野馬，如何牽住“馬頭”？4月中旬，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措施，更加嚴格二套住房信貸管理等舉措，試圖抑制投資投機性購房。

住房、教育、醫療被民眾戲稱為新的“三座大山”，遭遇了民意的“滑鐵盧”，因此，有針對性地提供保障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并繼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表示，以往調結構更局限于產業結構，現在則認識到，調結構首先是調整收入分配的問題，其次是消費不足儲蓄過高問題，然后是內需不足、外需過高的問題，最后才是產業和區域問題。

經濟學界表示，伴隨著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將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主題。過去30年中國GDP高增長率并沒有帶來預期的就業增長。相反，在過去幾年里，經濟增長的資本密集特性使GDP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進一步弱化，中國出現了大批剩余勞動力，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主要表現為福利的地域限制和對勞動力轉移的戶籍限制。

亞行專家認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深入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標是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勞動力流動，包括放寬戶籍登記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其涵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勞動者；建立農民工福利轉移接續制度，加強勞動力流動有助于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間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以及城鎮化的加快將推動改革進程，其中，城鎮化尤其有助于提高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

中國社會結構脆弱性對宏觀經濟發展的制約已受到決策層關注，將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為確立新目標和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提供了機會，“這包括提高居民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以及相應的政策調整”，亞行專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