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修補性改革，積累的問題會越來越多，越積越重，最后改革越來越難，因此——

周天勇認為，中國的土地資源配置方式，是行政主導與市場為輔的行政體制，而不是真正的市場配置資源體制。所以，從政府利益出發的、以“行政市場”為主導的土地資源配置方式，實際上就構成了推高地價和房價的機制，不打破這種推高房價的機制，房價飆升的問題就不好解決。當前的政策重點應該是，改革政府對土地的寡頭壟斷，形成土地供應的多個主體；改革土地“使用年期物權”，形成穩定的土地物權；推行三大稅收制度改革，扭轉地方財政收入渠道。

4月17日，《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國發〔2010〕10號對外公布。在這份被民間稱為“新國十條”的通知中，再次明確了一個事實：“近期部分城市房價、地價又出現過快上漲勢頭，投機性購房再度活躍?！?/p>

通知稱，住房問題關系國計民生，既是經濟問題，更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民生問題。這一點，被中共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稱為“居住不安全問題”，必須盡快解決。

4月20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中央黨校就“新國十條”的相關問題對周天勇進行了采訪。當被問及對“新國十條”的效果有何預期時，他并未給出明確的結論，而是反復強調一個觀點：改革不徹底，推高房價的機制不打破，房價飆升的問題就不好解決。

讓百姓安居樂業才是真正關注民生

“社會主義社會老百姓的民生，一是就業，二是安定，還有養老，醫療等，所以，‘新國十條’里面提出來社會穩定問題?！敝芴煊抡f。

“要把傳統的不安定問題與轉型社會中的不安定問題區別開來?！敝芴煊抡J為，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最大的社會不穩定問題就是災害和饑荒；現代社會中發生糧食不安全的幾率越來越小，但是由于大量人口從農村轉入城市，居住不安全問題發生的幾率越來越大。

而現代“居住不安全問題”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由于房價過高，大量城鎮新增人口和農村轉移人口的居住需求得不到滿足；大量工薪階層購房貸款壓力大，造成工作上的緊張和生活上的焦慮，而一旦經濟不景氣，造成失業等，會導致事實上的家庭破產；租房者負擔越來越沉重，在城鎮形成繳租的勞動人群和吃租的食利階層，兩極分化加劇。

上述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形成嚴重的社會不安定問題，所以，無論是從高層次——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來看，還是從低層次——穩定社會的目標來看，高房價問題都必須解決。”

據周天勇掌握的數據，如果不對房價進行控制，2010年居民的房價收入比將會接近10，城鎮需要房子但買不起房子的人占比將達到85％—90％，“這是非常可怕的，這樣的住房貧富差距格局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很多發達國家的房價收入比在3—6之間，7以上老百姓就買不起房了?！?/p>

土地資源配置不合理推高地價和房價

中國當前正在急速推進城市化，這種社會結構的轉型需要對大量土地進行再分配。但人多地少與城市土地需求巨大，構成了一個“兩難”；從遠期看，城市化應該是節約土地，但從近期看，則是需要大量占用土地，這又是一個“兩難”。

對于這兩個“兩難”的出現，需要從土地總供給方面找原因。周天勇的解釋是，由行政力量控制的土地分配，造成對住宅建設用地的長期供應不足。而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財政利益考慮，進行土地儲備，征而不建或征而不賣，政府大量囤地等待高價出手。有些地方把土地大量賣給開發商，開發商再賣地，形成開發商的二級壟斷。

如此，就形成了住宅土地供應總量與需求總量的巨大缺口，導致土地價格的不斷攀升，而且地價推動房價上漲，房價拉動地價上升，形成房價和地價互相推動上升的惡性循環。

處于“行政主導”下的中國住宅土地市場，一方為政府的高度行政寡頭壟斷（供方），一方為多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主體（需方）。政府壟斷定價機制，買賣方式是招拍掛，結果是價高者得，“地王”頻現。在土地出讓金問題上，70年的租金，一年收回，在財政上沒有可持續性。

周天勇認為，地方政府在房地方面收取的稅費過于繁雜。從2007年的調查數據來看，各種稅費占全國平均房價的比例已接近50％。而房地財政實際上已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2007年單是土地出讓金和六項有關稅收（不包括收費），就占地方政府總收入的40．23％，估計2009年在45％—50％之間。”

“中國的土地資源配置方式，是行政主導與市場為輔的行政體制，而不是真正的市場配置資源體制。所以，從政府利益出發的、以“行政市場”為主導的土地資源配置方式，實際上就構成了推高地價和房價的機制。”周天勇說。

另外，投資投機和積累財產性的房屋需求，也是導致房價和地價輪番上升的重要原因?！懊绹耐恋貤l件比中國要好，但是他們的中產階級擁有第二套房的人很少，就是因為有房產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