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是誰？”的理性自覺，是領導干部工作價值觀培育的出發點和根本點。領導干部常問“我是誰？”本質上體現了其價值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而對于“我是誰？”的不同回答，決定了領導干部工作價值觀的性質和導向。

一問生活中的“我是誰”與工作中的“我是誰”

人的活動領域總體上可以劃分為生活和工作兩大部分。在不同的活動領域生成和積淀的價值觀念必然存在著某種差異性乃至于異質性。對于領導干部而言，在生活領域中的角色和工作中的角色必須有一個清晰的劃界。作為生活領域中的每一個人，其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受到來自個人、家庭、社會等各方面的影響，所形成的價值觀必然地帶有個人、家庭和社會的特點。而作為工作領域中的領導干部主體，他的觀念和行為必須超越于生活價值觀而體現其工作內容的要求。

但是，在一部分領導干部的觀念中，并沒有將生活中的“我”與工作中的“我”區分清楚。他們要么用工作取代生活，陷入“生活的工作化”誤區；要么用生活取代工作，陷入“工作的生活化”窠臼。前一種觀念傾向具有很大的鼓動性和感染性。一些領導干部認為犧牲生活時間投身于工作之中，是“勤政”的體現。殊不知，這種觀念的本質是將人的社會地位和責任身份化的思維傾向使然。按照這種身份化的思維方式，領導干部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領導干部，即使是在家庭環境和生活領域中。當然，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無論在八小時以內還是在八小時以外不會失效。這一方面造成了領導干部工作責任被無限提高，對其職業道德和工作操守的要求跨越了生活和工作的邊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領導干部工作權力的無限放大，為某些領導干部的腐敗墮落提供了客觀條件和觀念支撐。領導干部在工作職責范圍內要具有高度的責任心、使命感和進取精神，而不是也不應該是八小時以內庸庸碌碌、八小時以外忙忙碌碌的所謂“勤政”。身份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國幾千年等級制度的淵藪。因此，在當代，無論它以什么形式表現出來，哪怕是帶著某種道德的光環，都是應當需要在我們的思想和觀念中加以清理和剔除的。后一種觀念則是我們早已經明確反對的。用生活取代工作，本質上就是將“官位”庸俗化和世俗化，所謂“千里來當官，為的吃和穿”，將“烏紗”與票子、房子、車子劃上等號，甚至于驕奢淫逸、損公肥私、賣官鬻爵。這種觀念傾向顯然與我們的黨和政府對領導干部高標準的工作要求相去甚遠，甚至是背道而馳的。

可見，將生活和工作區分開來，把握好工作和生活的合理邊界，認清生活中的“我是誰”與工作中的“我是誰”，既會生活，又會工作，是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工作價值觀的重要前提。

二問理性中的“我是誰”與非理性中的“我是誰”

領導干部具有理性抑或非理性的工作價值觀，取決于其主體意識上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從理性的自我意識出發，可以理性地確立起相對應的工作秩序信念、工作規范意識、價值實踐思維和核心價值理念。從非理性的自我意識出發，則會造成對“我是誰”的迷茫，導向理性工作價值觀的反面。

常言道：“一份耕耘，一份收獲”，它質樸卻理性地闡釋了價值實現的基本道理。領導干部的價值實現過程亦然。腳踏實地的工作，克己奉公的修為，勤勤懇懇的奉獻、出類拔萃的政績，必然換來上級的肯定、群眾的贊譽和個人的發展，而損公肥私、腐化墮落、不思進取、貪圖享樂、驕奢淫逸的結果，必然招致公眾的唾棄乃至滅頂之災。然而，偏偏有那么一些領導干部將個人的仕途命運寄托于非理性的封建迷信，像什么蓋樓講風水、開業選吉時、車牌選好號、拜佛求官位、算命測吉兇等等，不一而足。我們的領導干部本應該是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然而他們的行為卻越了“雷池”，工作中不去想如何履行好職責，而是處于麻木的自欺欺人的精神狀態，甚至完全受到這種神秘力量的驅使和支配，作出大量的荒唐之事。其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像叢福奎、韓桂芝、胡建學之流的下場，是否足以為那些執迷不悟者戒？

因此，確立理性的自我意識，在理性的思維中思考“我是誰”，才能進一步理性地回答“為了誰”、“依靠誰”等問題，才能在理性的工作價值觀的指引下開展工作，才能為領導干部進一步的主體意識的自覺提供觀念意識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