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社會公正問題成為中國社會各方面所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而最直接也是最容易引起人們關注的是相對比較直觀和現實的收入（貧富）差距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幾近成為學術界社會公正研究或是社會不公研究的代名詞。

雖然收入差距是社會公正問題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但是，同樣應當看到的是，社會公正問題不僅僅是收入差距問題，而是一個遠遠超出收入差距范圍的問題。認識社會公正問題僅限于收入差距問題的局限性在于。

第一，對于社會公正問題基本狀況的描述與概括不全面。社會公正問題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如社會成員基本權利的維護、機會平等、按照貢獻進行分配、社會調劑、社會階層結構（社會力量的配置結構）、基本的制度安排、發展的基本理念和發展的基本路徑問題等等。所以，一旦將社會公正問題局限于收入差距問題的話，那么，前述一系列重要的問題就容易被忽略。這樣一來，對于社會公正的基本描述和概括不可能全面。在此基礎上做出的判斷不可能是科學合理的。

第二，對于社會公正問題的基本狀況難以作出準確的定位。從一定意義上講，收入差距問題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關鍵要看在這些表象背后的實質。如果僅僅就收入差距問題談論收入差距問題，那么對當前社會公正狀況的判斷容易出現兩種誤讀。一是容易將一些合理的差距當成不公正的事情來看待。比如，有時難免將平等問題予以泛化和絕對化，認為基尼系數越低越好，而忽視了社會成員多樣化發展的極端重要性，不經意間將平均主義視為合理公正的事情。另一種誤讀是，有時容易將某種過渡性的現象當作合理公正的事情來看待。比如，如果只從收入差距的角度看，那就容易得出判斷：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介于0.3-0.4之間，這是最為公正合理的收入差距現象。豈不知，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社會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之初，市場經濟體制遠遠沒有形成，現代社會更談不上定型。在這樣的情形下，收入差距的具體狀況屬于過渡時期不具有確定意義的一種現象，談不上合理公正與否，更談不上是一種理想的狀態。

第三，對于社會不公的原因不可能作出準確的解釋。收入差距只是社會公正問題的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將社會公正問題僅僅局限于收入差距問題的話，其結果是對于不公正的收入差距現象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無法作出準確的解釋。

第四，對于解決社會不公問題的對策建議難免不全面、不到位、不可行。比如，對于解決社會不公，不少學者的主要對策建議限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或是應當通過加大稅收力度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方法。實際上，這是一種十分技術層面上的政策建議，過于簡單。應當看到，何種收入分配政策的應用，從根本上講，最終是取決于社會所認同的基本價值理念、社會利益的博弈結構等等。一個社會，一旦缺少得到社會認同的、并且是能夠與現代社會及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本價值理念，就不可能制定出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而且，如果沒有公正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社會力量配置結構），那么，再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也會變形走樣。顯而易見的是，解決社會不公問題的對策建議，必須是全面和綜合的。

基于社會公正問題的復雜性，對于中國現階段的社會公正問題宜從多個層面的角度，采取“逐層遞進”的研究路徑進行深入探討。

第一個層面，先從外觀表現上，描述和概括中國現階段收入差距過大這一重要的社會不公問題的基本狀況。在中國現階段種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當中，過大的收入差距已經成為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這一點，從基尼系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之間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富裕群體所占有的財富比例等幾個指標中可以比較清晰地顯示出來。對此，很多學者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第二個層面，進而以社會公正的四項基本規則為視角，對于中國現階段社會不公現象的各個主要環節進行探討。即從基礎性基本權利的保證、機會平等、按照貢獻進行分配和社會調劑進行描述和分析。從這四個維度著眼，可以在不小的程度上解釋中國現階段不公正不合理收入差距問題的直接原因。其中無論哪個維度出現了問題，均會造成不公正的收入差距。比如，在一個社會當中，如果缺少了對社會成員基礎性基本權利的保證和社會調劑的話，那么，就意味著這個社會缺少必要的“保底”和“限高”，那么這個社會當中的收入差距必然會擴大。

第三個層面，進一步從社會階層結構（社會力量配置結構）的層面，對于中國現階段社會不公現象的根源進行分析。現階段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社會階層層面上出現了許多問題。其中有兩方面的問題最為明顯：從基礎階層層面上看，社會主要群體出現了某種弱勢化的趨向，主要表現為：相對剝奪感較強，而且勞動者的尊嚴感開始削弱；勞動技能總體水準在下降；程度不同的邊緣化。從較高階層層面上看，則是精英群體之間出現的某些利益結盟跡象。主要表現為：某些政治精英群體成員同某些經濟精英群體成員之間排他性的利益分享；政治精英群體某些成員以公謀私的現象。社會主要群體某種弱勢化的趨向與精英群體某些利益結盟這樣兩種反差巨大的現象，必然會造成一種許多社會成員基本權利闕失和整體利益結構失衡的社會，必然會使中國現階段社會公正基本狀況趨于變壞。

第四個層面，再進一步從發展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層面，對中國現階段社會結構層面不公正問題的根源進行研究。

在中國現階段，社會階層結構層面之所以會出現某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問題，一個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在一個特定的時期當中，中國公正合理的理念和相應的制度建設相對滯后。正因為如此，所以，對于中國現階段社會公正問題的研究最終必須深入到發展理念和制度建設的層面。

對于一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來說，發展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個社會一旦在發展理念和制度安排方面出現比較嚴重的問題，那么，勢必會使社會階層結構亦即社會力量配置結構方面出現比較嚴重的問題，并進而引發一系列比較嚴重的問題。

中國現階段制度建設當中的主要缺陷至少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其一，基于社會公正理念而設計的現代制度當中的許多內容沒有到位。其二，許多已有的、從外觀上看比較像樣的制度卻得不到應有的落實。其三，出現了一些新的、卻帶有明顯缺陷的制度。其四，在社會轉型時期，作為制度的替代性物品——缺乏穩定性的種種政策在社會生活當中起著比較重要的作用。

當前制度層面上的問題對于社會階層結構亦即社會力量的配置結構必然會產生多方面的不利影響。制度的缺陷必然會造成社會整體利益結構失衡的情形，進而必定會造成強勢群體不恰當侵占弱勢群體合理利益的情形，必定會導致此群體利益的增進往往是建立在另一群體利益的受損基礎之上現象的出現。換言之，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有時會呈現出一種零和博弈而不是互惠互利的狀況。于是，社會各個群體相互間的利益不可能實現雙贏的局面。由是反觀中國現階段社會階層結構方面之所以出現了一些比較明顯的問題，其主要癥結之一就在于制度安排方面有著明顯的缺陷。

由上可見，對于中國現階段社會公正問題采取“逐層遞進”的研究路徑的益處在于，在相對全面把握中國社會公正問題各個層面上的基本狀況的同時，通過對不同層面社會不公現象“原因倒推”的方式，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出社會不公問題的生成邏輯，即尋找出造成社會不公現象原因當中帶有一定邏輯關系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的邏輯關系大致是：在中國特定的社會轉型背景條件下，正是由于發展理念和制度、政策層面上存在的問題，造成了中國現階段社會階層結構層面上的主要問題；而正是由于社會階層結構層面上存在的主要問題，在特有的社會環境中，直接導致社會公正在四個重要的環節上出現了問題，進而又直接造成了中國現階段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從邏輯關聯性來看，后一層面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解釋前一層面問題的原因，反過來則無法予以解釋。

雖然收入差距是社會公正問題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但是，同樣應當看到的是，社會公正問題不僅僅是收入差距問題，而是一個遠遠超出收入差距范圍的問題。

基于社會公正問題的復雜性，對于中國現階段的社會公正問題宜從多個層面的角度，采取“逐層遞進”的研究路徑進行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