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3日，谷歌公司宣布其搜索業務退出中國內地，并將搜索服務由中國內地轉至香港。關于谷歌事件的各種評論和猜測迅速占據美國新聞媒體的主要版面，世界其他各國的主要新聞媒體也給以關注。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漢默爾宣稱：“對谷歌未能與中國政府妥善解決爭議感到遺憾。”同時表示，中美關系“已經成熟到足以承受彼此之間的分歧”，而美國在擴大與中國有共同利益方面的合作時，也能夠“主動地、坦率地”應對不同的意見。由美國政府推波助瀾的谷歌事件，實際是美國“巧實力”外交的一次演練，這次演練的總導演是“巧實力”提出者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演員是谷歌公司，奧巴馬以及其他國會議員是客串跑龍套，道具是網絡自由，樂隊是美國和西方部分媒體，以及一些非政府的人權、自由組織。在這次外交演練中，美國在所謂互聯網管理的國際慣例的幌子下，實際上把互聯網當作自己“巧實力”外交的推手和道具，美國政府和谷歌公司實際是彼此利用和彼此贊助的關系。

將商業行為政治化是美國外交的一貫手段，谷歌事件將中美關系又一次推到風口浪尖。其實質是中美兩國在政治體制、文化價值領域的長期沖突所導致的矛盾的又一次爆發，是一次爭奪話語權的交鋒。事件背后體現了在占領價值觀制高點上的中美兩國的博弈。

“谷歌事件”的發生，實際上是美國的一種戰略轉變。過去，美國往往通過武力來確保其全球霸權地位，但如今美國實力已經因為國際金融危機和幾場反恐戰爭而大為削弱，于是美國把戰略重心從軍事領域轉移到了互聯網領域。

在這場中美思想博弈中，谷歌成了美國實施網絡霸權的工具。美國的策略是：

利用所謂網絡自由推行美國政治外交新戰略。新加坡《聯合早報》一篇文章提出，網絡與信息自由正取代民主成為美國擴展軟實力，開展外交影響他國的新的價值觀。美國互聯網戰略的實質，就是利用其互聯網技術、資金、市場的巨大優勢，向世界各國進行政治推銷、商業推銷、文化推銷，來謀取美國最大政治利益、商業利益、文化利益。“美國的互聯網外交是虛偽的實用主義”。

美國是首個引入網絡戰概念的國家。2008年美國利用網絡煽動了伊朗的選舉示威。美國發動的互聯網戰爭，利用Youtube視頻、Twitter微博造謠、分化、挑撥、離間保守派和改革派支持民眾，導致伊朗發生了大規模的流血沖突。這說明，美國政府正以互聯網技術為工具，借口所謂的“信息自由流動”在其他國家推廣美國的價值，并且利用自己在互聯網技術方面的優勢和霸權來壓制與美國價值相沖突的信息。

在互聯網政策上推行雙重標準。互聯網上的內容傳播不可能用一個標準來衡量，也不可能用統一模式來治理，應充分尊重各國國情。采取技術手段監控、過濾和刪除違法信息，用一定的技術措施限制違法信息的傳播，這一做法得到全世界的共識，也是西方各國管理網絡的主要辦法。

中國互聯網是開放的，中國也是互聯網發展最活躍的國家，到2009年底，中國網民達到3.84億，網站368萬個，博客1.8億。中國憲法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和文化傳統，中國對互聯網堅持依法管理，符合世界通行做法。中國借鑒外國的經驗規范互聯網是無可非議的。

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瑞典等國，都有類似監管互聯網的法律條款，都積極采取技術措施過濾處理互聯網上有害信息。英國2000年的調查權力規范法案就明確要求互聯網服務商安裝相關系統來幫助執法機關追蹤電子通訊。英國還設立互聯網監看基金會，監控兒童色情和極端成人色情信息及種族主義言論，追蹤非法信息并及時通知網站刪除。德國立法并采取技術手段嚴厲禁止互聯網上傳播惡意言論、謠言、反猶太人等內容。韓國2001年專門通過了一個修訂后的“促進利用和通訊網絡法案”，在這個法案里規定，由國家信息通信部來推廣和發展過濾軟件，這是一個硬性的規定。2009年1月11日，俄羅斯國家杜馬推出《保護青少年免受對其健康和發展有害信息干擾法》的修正案。根據該法的修正案草案，俄羅斯每天12時至18時對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互聯網用戶采取專門的“信息過濾”措施，以防止淫穢和色情網站對青少年的毒害。這份修正案草案是由俄國家杜馬多個委員會共同討論起草的。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09年12月審議通過的《侵權責任法》，專門規定了網絡侵權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也是規范網民要在法律范圍內行事，違法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而谷歌公司日益強大的網絡權力的擴張和對個人隱私的侵犯也引起許多國家和民眾的擔憂，并著手制定應對策略。在歐洲，幾年前以法德為首的歐洲經濟和科技界巨頭就齊聚柏林啟動了“Quaero”計劃，試圖打造能與谷歌相抗衡的超級搜索引擎，一些歐洲媒體甚至滿懷期待將其稱之為“谷歌殺手”。2009年12月初，法國總統薩科齊明確表示，反對谷歌將書籍電子化的行為，他認為，這種電子化已經構成了對法文圖書的版權侵害。德國聯邦司法部長施納倫貝格爾也曾表態如果谷歌不變得透明一些，那么將會在德國面臨反壟斷制裁。澳大利亞政府今年3月29日公開批評谷歌。原因是去年12月，澳政府宣布將立法對“拒絕分級制度”的網站進行屏蔽過濾的網絡安全計劃。被過濾屏蔽的內容包括兒童性侵犯、犯罪教唆等。谷歌批評澳網絡安全計劃過濾內容“太寬泛”，并將影響到網絡速度。對此，澳聯邦通訊部長康內接受澳大利亞廣播電臺的采訪，嚴詞反駁谷歌對其網絡安全計劃的批評，并質問說：“人們是不是應該把網絡的過濾政策干脆交給谷歌來制定呢？”

美國“從來都沒有對互聯網疏于防范和管控”， 美國的網站也對內容進行過濾，美國地方政府至少有26個州制定了相關的地方法案，明確要求公共圖書館、學校、家庭等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獲取淫穢等有害信息。“9·11”之后，美國以反恐為借口出臺《愛國者法案》，對通訊和網絡進行嚴格管制，根據法案內容，警方有權搜索公民的電子郵件通訊，甚至可在不經允許的情況下監視公民通信。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還專門設立了負責互聯網安全的監管機構。

這一切均說明，美國在谷歌問題上對中國一味指責缺乏理論和實踐的支持，是在執行雙重標準，有失公平和公正，它所提倡的“信息自由”只是維護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自由。

谷歌事件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和抵抗。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正在融入世界并日益發揮巨人作用，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令西方瞠目結舌。他們不能接受或適應中國的挑戰與西方的衰退，對中國勢不可擋的實力增長的不安以及對中國政治制度的不信任，構成他們的復雜心理基礎。

谷歌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它是美國政府爭奪輿論話語權的試探行動。谷歌事件不是孤立的，蘊含了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等領域多層面的深度碰撞和沖突。

在這場不見硝煙的思想交鋒中，一個商業事件已經被美國政治化。谷歌變成了美國“意識形態戰”的馬前卒。（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世界傳媒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