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年”時期，雖然文學被政治的工具理性所支配，但優秀的作家也能為大眾提供生命本真和人性關懷。有的作家并沒有被“階級斗爭的理論”束縛住手腳，寫出了階級陣營中的不同品格、不同思想的人物。《紅旗譜》中馮老蘭、馮貴田父子兩代地主，一個吝嗇保守，一個民主開明，梁斌既寫出了地主階級的“反動性”，也寫出了他們之間的“代溝”和個性。《艷陽天》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農村階級斗爭的復雜性，馬之悅與蕭長春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不只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更顯示出鄉村的權力斗爭和復雜的民間糾葛。浩然在作品中，既小心翼翼地描寫了復雜的階級關系，也小心翼翼地觸及了蕭長春和焦淑紅的愛情，滿足了廣大讀者的審美期待，適應了特定時期大眾的文化心態和審美心理，所以在當時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和文學的轟動效應。因此，“紅色經典”的重要審美特征，仍然是新時期文學中的流脈，其文學價值正是在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歷史與現實。在新世紀重估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紅色經典并不都是單一的主題和單一的藝術傾向，而是由各種矛盾著的主題和矛盾著的藝術傾向交織而成的，只不過是革命的主題遮蔽著其他主題，以革命性的藝術傾向遮蔽著其他藝術傾向。我們應該把紅色經典中長期被遮蔽和忽略的審美獨特功能凸現出來，通過這些特殊的文學現象，去領略紅色文學經典共同的“經典性”。

在新世紀，對文學感性的回歸和對人的關注成為審美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方面，人們在關注作品上有了新的方向，關注其在整合社會、完善人性、促人向善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對紅色經典的整體性研究具有極大的重要性。重提對紅色經典的文學性的發掘和闡釋，在新世紀具有非常深刻的現實意義。當我們把目光從紅色經典的審美意義轉向當下的社會現實時，這種意義便彰顯出來。我們提倡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除了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強盛以外，還應發揮文化的作用，具體到文學來說，應該以文學糾正、協調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理性作用。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要求建立和諧社會的時代條件下，紅色經典的研究具有新的蘊含和意義，它所蘊含的高尚美和理想美，借助文學藝術的感染力和傳播力，產生了超越時空的精神力量，為和諧社會的文化發展發揮特有的促進力量。人類社會文明向前發展的核心目的，就是為了人類自身更好的生存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