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層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經濟上被看作是促進消費和內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載現代文化的主體，這在國內外學術界已經成為一種基本共識。但中國中產階層的發展狀況卻不容樂觀。

中國的中產階層發育得還相當緩慢。除了在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之外，中產階層數量還是不多，中等收入者在整個社會中所占比例還很小，中國還未形成社會中間階層占多數的“橄欖型”結構。從根本上說，中產階層的發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有關，比如產業結構、受教育水平等。我認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是，可以考慮將技術熟練工人，作為支撐一個以中等收入者為主的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這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結構空間。有資料顯示，我國現有技術工人7000萬人，其中高級工只占3.5%，即使是全國最大工業基地的上海，高級工的比例也不足7%，與發達國家高級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如果在技術熟練工人數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將會對我國社會結構的優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近年，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頻頻出臺。重要措施之一，是規范收入分配、強化稅收調節，而中產階層的收入往往是規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現一種可能性，即富人群體因為收入高度非規范化而逃避調控時，中產階層卻成為稅收調節的主要對象。此外，中產階層是直接和社會底層接觸的群體，比如律師、醫生、公務員等，底層的人要打官司、看病、辦事，要接觸這些人。一個律師打官司獲益5萬元，或一個醫生收了3000元紅包，在草根階層看來，都是直接造成他們對中產階層不滿、抱怨的原因，這些顯然要比富豪的一個賺百萬千萬的商業行為更易被草根所覺察。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產階層容易成為底層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

喪失安全感、穩定感是我國中產階層群體心理的特點，這同時也是很多人拒絕承認自己屬于中產階層的原因。譬如失業問題，由于中產階層在社會中的獨特地位，失業的社會影響可能會更大，失業帶來的職業恐慌和信心危機將會更為嚴重。舉個例子說，在由金融危機導致的企業裁員中，經常發生的是“削邊式裁員”(指不同層次的就業職位基本按照同樣的比例裁員)，在這種裁員中，中產階層(高管、中層管理人員)要和下層職員甚至一線工人同樣面臨失業的威脅。一個高層或中層管理人員的工資要相當于很多個下層管理人員或一線工人的工資，裁減中高層管理人員能更有效地減少企業費用和工資成本，而且在底層人員被裁減之后，處于過剩狀態的中高層管理人員被裁減就成為必然。

由于中產階層家庭負債率普遍偏高，許多人都有大筆的房貸需要按月償還，因此，中產階層的工作不穩定性帶來的影響將會是巨大的。中產階層正日益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同時背負著房價飛漲、醫藥費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中產階級如果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開始覺得向下流動，安全感和穩定感就無從談起。

不過，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中國的中產階層近來正在逐漸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公共精神。這幾年，一些中產階層，對國家的一些民生政策，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項，能以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對當地政府的一些決策提出反對意見。盡管公開反對政府決策的事情在農村比在城市地區更為常見，但城市的中產階層在維護自身利益方面，顯示出更加強大的力量，中產階級的維權行動的特點是穩健和追求實際效果。

可以說，隨著中產階層這一群體的不斷壯大，中國社會從內部轉型的漫長過程也在發軔。中國正在形成一個開放透明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中產階層正在更多地參與決策過程以維護和爭取他們的正當權利。中產階層的公民權利意識隨著中國的進步在強化，他們參與的方式更多的是通過法制、妥協、理性博弈來實現，他們正在為公共事務的民意參與、社會動員以及糾紛解決探索出一條新的路徑。（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