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最基層的政權組織是鄉鎮政權，它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等“四套班子”，代表國家公權力對廣大農村地區進行治理。在農業稅取消后，原鄉鎮政府的“主要工作”已經消失，與農民的直接沖突也相應減少，應該說是緩和了農村地區的社會矛盾。但現在有人擔心，后稅費時代的基層權力已經“懸浮”起來，鄉鎮政權正在走向“不作為”，這使得基層治理的能力嚴重弱化。

這個問題我認為無需過多擔心，相反，這正是考慮重新劃分國家行政權力與民眾自治權力邊界的好時機。國家建制性行政權力下沉到鄉鎮一級，是新中國的“特色”，并非我國歷史上和目前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常態。設立鄉鎮一級政府，不僅代表公權力對傳統鄉村自治權的“入侵”，也讓國家財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權力“懸浮”，也許正說明鄉村治理不一定非需要設立鄉鎮政權不可。

實際上，我認為我國真正的基層政權應該是縣級政權。一方面，鄉鎮政權沒有司法權力，是不完整的，而縣級政權是最基層的完整政權；另一方面，縣的地域和人口比較適中，可以作為一個“綜合經濟體”來較為平衡地發展經濟和統籌財政，而鄉鎮則做不到這一點。因此，縣級政權才是我們國家直接面對民眾的基層完整政權，“郡縣治，則天下治，郡縣安，則天下安。”

在現階段，縣級政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向上負責的政權機構。它的合法性來源于中央政權自上而下的授權，它以國家力量為后盾并在壓力體制下同時成為國家政權機器的重要而基礎性的組成部分。在我看來，這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直至目前縣級政權的“支撐點”所在。但是，這種支撐邏輯下的縣政，更多的是一種維護社會“剛性穩定”的強制性力量，除了經濟建設之外，民眾自發的、自覺的制度性社會、文化力量和支撐點尚難以找到。

要尋找并構筑縣級政權的“支撐點”，我認為，現行體制、制度等需要進行一定的調整。這主要在兩方面，即在地方自治原則上打造責任政府，以及給予農民平等的權利。

要努力實現縣級政權既向上級負責也向縣域居民負責、并且主要向縣域居民負責，就必須要給予縣級政權實在的政治授權，讓縣行政長官享有完整而充分的行政權力。在財政上實行“省管縣”，即在財政收支劃分、專項撥款、預算資金調度、財政年終結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達到縣（市），縣財政和地級市本級財政直接同省財政掛鉤；另外，在財政分成方面，也應擴大縣級財政的分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