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具有明顯的“碎片化”特點，妨礙了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人員流動，不能有效發揮社會互濟功能，也不能有效應對養老保險面臨的財務困境。因此應藉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重構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打破城鄉界限和職業界限，建立基于國民身份的單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2009年新年伊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啟動的消息。引起社會上的廣泛關注。基于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勢在必行。推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破除社會保障制度長期存在的“二元結構”，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城鄉全覆蓋，人人皆有保障，才是改革的出發點和終極目的。

一、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構成復雜、模式多樣，分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險兩大類，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又分為企業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制度兩種，共計有公務員、事業單位、企業、農民工四種養老保障模式。這些養老保障模式費用來源不同、保障程度不一，彼此獨立，缺乏銜接，具有明顯的“碎片化”特點。“碎片化”的制度設計，無助于體現公平公正，妨礙了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人員流動，不能有效發揮養老保險的社會互濟功能，也不能有效應對養老保險面臨的財務困境，革弊圖新已呈必然之勢。

(一)“碎片化”的養老保險制度導致待遇差距。

至上個世紀90年代，企業完成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正式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而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則未列入改革范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依舊由國家財政完全撥付，從而形成了養老資金來源上的“雙軌制”。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由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企業繳費一般不超過職工工資總額的20％，個人繳費比例為本人工資的8％，養老金與當地社會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掛鉤：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養老保險費用是由國家和單位負擔，個人不繳費，養老金標準以本人工資為基數，按工齡長短核計發放。養老金的繳費和發放體制上存在的“雙軌制”，導致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待遇差距逐漸拉開，退休前收入基本相當的事業單位職工和企業職工，退休后的收入差距可能相差兩倍甚至更多。事業單位職工特別是公務員養老被視為“游離”于社會保險制度之外，而享受另一種“超穩定”、“超水平”養老方式的特殊群體。處在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制邊緣的農民工養老，由于繳費門檻高、跨區域轉移難及15年的繳費年限等政策限制，一直存在參保率低、退保率高等現實問題，實際上根本起不到養老的作用。截至2008年底，全國參加城保的農民工2416萬人，只占在城鎮就業的2.3億農民工的17％。

(二)“碎片化”的養老保險制度淤塞了社會成員的職業流動。

企業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及公務員在養老保險制度上的差別，不僅導致了他們退休后的待遇差距，還在相當程度上淤塞了這兩類職業之間的人員流動。企業職工調到機關或事業單位，已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無法銜接：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調到企業，欠繳的養老保險費沒有來源，從而在客觀上形成并加劇了企業與行政事業單位之間的職業壁壘，嚴重妨礙了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動。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如果要離開，由于沒有建立個人養老保險賬戶，沒有個人養老保險金積累，原本退休后可以領取的退休金又沒有了，明智的選擇當然是留在行政單位不動；公務員選擇離開和退出原來工作單位，同樣意味著他將失去將來的養老保障；由于涉及相關人員的養老保障問題，政府機構在辭退公務員問題上顧忌重重，導致公務員退出機制不暢，形成公務員管理中“只進不出”的格局。

(三)“碎片化”的養老保險制度將使“城保”陷入財務困境。

由于一些企業繳費不足和我國人口老齡化步伐加快，我國城市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財務平衡面臨的形勢不容樂觀。首先，由于傳統養老體制沒有提供資金積累，現行城市養老保險體制不得不面臨著龐大的資金缺口難題。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情況，2005年我國城市養老金缺口2.5萬億元，在未來30年時間里將達到6萬億元。

其次，在養老金缺口嚴重存在的情況下，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的混賬管理只好挪用個人賬戶積累來填補養老金缺口，因此從一開始，新體制就面臨著個人賬戶“空賬”問題，并隨著時間推移日益加重。2000年我國養老金“空賬”達到360多億元，到了2005年底，“空賬”已達8000億元。

再次，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2007年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總人口的8.1％，2020年達到11.2％，到本世紀40年代將達到峰值3.2億人，占總人口的22％。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我國社會的養老負擔將大大加重。上海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出現最早且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城市，上海2007年“城保”制度贍養比為1.48：1，致使當年基金收支缺口達50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