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文化原因：傳統“官本位”吏治文化的深遠影響

被問責官員復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官本位”文化在作怪。表現在：

干部身份。從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黨章和1982年通過的《憲法》到2006年中央出臺的《黨政領導干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任職回避暫行規定》三個法規文件，使我國在廢除領導干部職務任期終身制方面的立法與履行的工作漸趨完善。但是，對干部身份的改革卻遠遠滯后于對職務任期的改革，各種改革幾乎對其從未提及，這為官員復出留下了制度后門。第一，干部身份是終身的，即使是被開除公職和受到黨內處分也是干部，這就使官員復出有了身份依賴；第二，干部身份帶來的待遇也是終身的。在我們國家，有了干部身份，無論你是在職還是離職、在崗還是退休、被處分甚至是觸犯法律，干部身份所帶來的待遇是基本不變的。

“任人惟親、任人惟近”的選拔原則。當前，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任人惟親、任人惟近”的選拔原則成為用人潛規則，群眾對此強烈不滿。這些官員復出的背后，就有用人腐敗問題的存在。一些地方的主要黨政領導，置黨紀國法于不顧，以“任人惟親、任人惟近”為原則，在干部選拔上，選拔任用有親屬關系、師生關系、同學關系、同事關系、老鄉關系、戰友關系、上下級關系、業務關系的人，打壓德才兼備的人才和后備干部，致使一旦現任干部去職，出現無人勝任的局面，為這些官員的復出和繼續腐敗尋找到了合適的理由。

“官官相護”的部門作風。反腐敗的重點對象就是黨政部門“官官相護”的部門作風。在傳統的官僚制作風的影響下，官官相護成為反腐敗的大敵，一些地區的干部“抱成團”、部門“連成片”，形成“權力聯盟”，大搞暗箱操作，欺騙愚弄上級黨政機關和人民群眾?；谶@些原因，一些被問責官員也沒有真正受處分，而是裝裝樣子，避一避風頭，過后再給他換個“頂戴”或者換個地方繼續“當官”。

(三)社會原因：官員復出缺乏有效的社會監督

權力過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社會監督，是各種權力異化現象產生蔓延的重要原因。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行為前監督方面，民眾缺乏對官員選拔、任用、復出等開始環節的監督，譬如其是否具備重新任職的知識、能力、道德等基本條件。二是在行為中監督方面，譬如對要復出官員的任期考核、績效評估、成績鑒定等，都由于權力運作者“暗箱操作”，社會監督顯得柔軟無力。三是在后果監督方面，作用也很弱小。如有些官員復出，如果不是被網友爆料，估計也不會產生那么大的社會轟動，但即便是這樣，其結果往往也是不了了之。

(四)認識原因：對實行問責制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

問責官員復出失范還有對問責制認識上的原因，就是未能正確理解問責制的意義，對問責的目的的認識存在偏差。第一種偏差認為，實行問責主要是為緩解輿論壓力實行的暫時措施。公共權力部門迫于輿論的壓力，高調問責官員，等輿論風平浪靜時，被問責的人員便可以官復原職、異地任職甚至加官進爵。第二種偏差認為，問責制是“批評干部”的一種方法。很多人認為，問責不過是對犯錯誤的官員一點“皮不癢、肉不痛”的批評罷了，都是黨和國家多年培養出來的干部，黨和國家不會也不能因為他們犯錯誤就永不續用，只要承認錯誤，復出就是正常的。第三種偏差更是錯誤地把問責制當作官員的“政治秀”。一些地方“高聲”、“高調”問責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趕時髦，吸引群眾眼球和社會媒體，撈取政治資本，因而不可能有實際行動。因此，“高潮”過后出現干部的“低聲”、“低調”復出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