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期以來，一些被問責官員在短時間內紛紛復出，暴露出了我國問責復出機制上的失范問題。問責復出機制的失范帶來的危害不可低估，它弱化了黨的執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使問責制面臨合法性危機，影響社會和諧。造成復出機制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在端正問責目的、健全官員復出機制和完善官員復出的監督機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一、當前我國問責復出機制失范的表現與危害

復出機制是問責制的重要一環，由于目前在這一環節上的體制機制還不完善，導致問責官員復出上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失范”現象。這表現在：

第一，大批被問責官員在質疑聲中接二連三地復出，導致被問責官員重新任用成為慣例。應該說，對被問責官員復出的必要性，公眾并無太多質疑。畢竟給予其重新任用的機會，符合“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和懲戒的初衷。但不講條件地任意復出卻是反常的。據統計，從2003年開始內地首開“問責”之風后，已有上千名官員因工作失誤而引咎辭職，其中大多數在一段時間后又重新復出，或官復原職，或提拔重用，這使得引咎辭職的官員在重獲任命上亦形成了一定慣例，問題官員復出成為潛規則。甚至在一些地方的領導觀念里，問責制就是對問題官員的暫時冷藏，經過一段時間“冷處理”，等社會焦點轉移了，也就可以再悄悄復出了。

第二，復出過程暗箱操作，所謂“高調問責，低調復出”。復出的官員大多都是在公眾不知情的情況下“靜悄悄”、“神秘秘”復出的，復出的操作都是悄悄進行的。民眾根本沒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看到的僅僅是復出的結果。組織人事部門以“不違規”、“適當安排”、“符合國家干部任免規定”等來掩蓋其暗箱操作過程。

第三，復出缺乏制度性規范，未嚴格遵循相關程序。《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對黨政干部的選拔任命有一整套嚴格、透明的程序，包括民主推薦提出考察對象、對確定的考察對象進行嚴格考察、由黨委(黨組)集體討論作出任免決定、實行黨政干部領導任職前公示等制度。盡管《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沒有對官員的復出作出明確的解釋，但被問責官員復出也屬于領導干部的選拔和任用，其程序必須與此銜接，理該更加嚴格。就拿“實行黨政領導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來說，目前的被問責官員復出卻明顯缺少這一程序，或者故意規避這一程序。

第四，復出時間過快，大多數未滿處分期。《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干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但在眾多的復出案例中，大都違背了這個規定，這些被問責官員好像都沒有來得及“體息”，便在幾個月甚至幾天后，就“華麗轉身”了。

第五，官員復出的職務、級別變動小，大多是官復原職或升遷，降職者少。多數被問責官員復出時的職務、級別變動較小，有的“官復原職”，有的“異地任職”，有的甚至是“異地升遷”，很少有降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