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打牌，“他對每一副牌打得還是很認真，很有興趣的樣子”

從1984年開始，中國橋牌協會曾經專門為小平同志設立了一個名叫“健康與運籌杯”的老同志橋牌賽，小平同志挺愿意參加的。

比賽是“復式賽”，每隊上場的是四個人，規定這四個人的年齡加在一塊必須夠二百歲，四個人當中還必須得有領導干部。因為國際上橋牌比賽是六個人一隊，有兩個人是后備的，所以有時候鄧楠、鄧樸方也參加。我們拿了第一屆冠軍。

當時還有一個隊，四名主力分別是胡耀邦、萬里、聶衛平和榮高棠的兒子榮樂弟，他們水平也不錯，第一屆的時候好像拿的是亞軍。后來，比賽組委會就固定我們這兩個隊算種子隊，選拔賽就不用參加了。選拔賽的前兩名再加上我們這兩個隊，四個隊爭奪冠亞軍。

小平同志對比賽挺認真，“健康與運籌杯”一共舉辦了十屆，我們拿了九次冠軍。有一次是胡耀邦他們拿了冠軍，我們是亞軍，小平同志挺不服氣的，不過那一次確實是我們沒有打好。

冠軍獎杯是流動的，哪個隊拿了冠軍就放在哪個隊。我們拿了冠軍，就把獎杯擱在小平同志屋里頭，他是很高興的。小平同志逝世以后，這項比賽就停辦了。

小平同志1989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規律，晚上時間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電影，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打橋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將。打麻將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打橋牌就約我們這些牌友。據小平同志家里人說，他比較喜歡的還是打橋牌。

我們最后一次打牌大約是1994年國慶節，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點兒，他要去看煙花。從那以后就沒有再通知我們去打牌了。

那次打牌，他頭腦還是很清楚的，盡管他手有點兒抖，拿牌拿得比較慢。鄧楠在后頭幫著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還是他做主，他說一聲叫一個草花，要好了鄧楠就給他重復一聲。他對每一副牌打得還是很認真，很有興趣的樣子。

聽他的家人說，到后來身體很不行的時候，他還老想著打橋牌。

打牌就是打牌，不談工作，也不談國事、家事

在我接觸的領導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橋牌水平是最高的，而且牌風好，非常守時。

現在世界上橋牌的叫法很多，比較流行的有兩種，一種叫精確叫牌法，一種叫自然叫牌法。具體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規矩。我們和小平同志開始打牌的時候，叫法還不是那么系統、規范，我們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設計的，基本上精確，但是比較簡單，其中好多復雜的問叫，有時候就根據經驗判斷。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別的細，叫牌很精確，但有時候我們發現太精確了也有缺點，因為你不管怎么精確計算也不可能完全準確，有時候反倒還不如我們憑經驗打牌。總的來說，我們是憑經驗打娛樂橋牌。

小平同志打牌守得緊、攻得狠、打得穩，無論領先還是落后，都很有風度。打牌中，他總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節約時間，而在成局、滿貫或難度較大的牌上多花一點時間和精力。

他還喜歡險中求勝，對手有時冒叫，他抓住這個特點，動不動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小平同志總是用四川話叫加番，大家也就跟著這么叫。自始至終，他精力都很充沛，打得很用心，很講技巧。再加上他跟我們在一起打的時間比較長，打熟練了。說實在的，在我接觸到的領導同志里面，他打牌的水平是最高的，萬里、吳晗等都不如他。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談工作，也不談國事、家事。我們在一塊談牌技，這個牌應該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適，這些可以隨便談。有時小平同志也開開玩笑，活躍一下氣氛。但別的，都不談。在這方面，我們都很守紀律，個人問題絕不對小平同志談，也不趁機反映什么事情。

只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代末，我實在是憋不住了，在飯桌上說北京市委冤案應該給予平反。小平同志沒有吭聲。那個時候“兩個凡是”盛行，我們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夠和小平同志做幾十年牌友，得到他的信任，我們的謹慎、守紀律，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