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力倡導者，也是較早覺察到人民公社化運動出了亂子的領導人。從1958年10月中旬起，毛澤東通過各種方式開展調查研究，發現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問題不少，并由此領導了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的糾“左”工作。

“我就不愿進你的幸福院”

自從毛澤東1958年8月上旬視察河北、河南、山東，并發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后，經過北戴河會議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人民公社化運動勢不可擋，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國就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時，各地在分配上搞“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大辦公共食堂，實行農民生活集體化。一些地方還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甚至進行短時間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試點，大有共產主義很快到來之勢。

毛澤東對于建立人民公社是充分肯定的，但也隱約感到公社化運動中存在一些問題。為了解人民公社化后農村的情況，這年10月中旬，毛澤東來到天津，連續幾天同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保定地委以及徐水、安國、唐縣、正定縣委的負責人談話。

在10月16日同各縣委的負責人談話時，毛澤東一開始就問縣委書記們：今年種麥和去年有什么不同？

此時正值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之際。安國縣委第一書記劉振宗說：安國東風社搞了千畝小麥“天下第一田”，火箭社搞了2萬畝的“宇宙最高峰”，都是大面積高產小麥。

毛澤東說：好，明年6月上半月去看看。又說：這么多糧，有倉庫沒有？

劉振宗說：安國明年每人平均拿到1萬斤糧，每人吃1000斤。

毛澤東問：那9000斤怎么辦？

劉振宗說：一部分支持山區，如阜平、淶源，8500斤賣給國家。

毛澤東又問：沒人要怎么辦？

劉振宗說：安國計劃1959年種一年，拿到每人1萬斤糧，1960年土地休息一年，集中力量搞建設、學文化。

毛澤東聽后說道：安國去年平均畝產464斤，徐水去年平均畝產214斤，100畝才搞2萬斤，日后1畝1萬斤，98畝就別種了。言語之中可以看出，他對能否有這樣高的產量是有所懷疑的。

談話中，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匯報了該縣幸福院、幼兒園和新村建設的試點規劃，當談到全縣夫婦住一處，小孩住一處，老人住一處時，毛澤東對此不以為然，說：太單調了嘛，也要大中小結合，老人不跟壯丁、小孩結合怎么辦？整天只有老頭對老頭行嗎？

在談到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問題時，毛澤東說：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山有什么不同？機械化、生產能力不如它，你的產品是不是由國家調配？糧食不要，還要什么東西？張國忠回答說：徐水還出產麻、葦、油料、甜菜、豬、魚、鴨、鴨蛋、鋼鐵、造紙等。毛澤東說：還是和國家交換，不是調配嘛。鞍鋼每人生產1.6萬元，成本6000元，包括每人工資800元，給國家上交1萬元。你在徐水講全民所有制，可以講，你在全國講，和鞍鋼總是還有差別，還有所不同嘛。貢獻不同，和天津的國營工業也有不同，你還有奮斗目標。

在10月17日的談話中，毛澤東再次談到了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給制問題。他說：徐水還是全縣人民的所有制，還不是6億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實質是集體所有，是擴大了范圍的集體所有制。毛澤東還問徐水縣委負責人，實行供給制是可靠的保證，還是比較可靠？天有不測風云，你遇到大水、大旱、連旱三年怎么辦？遇到瘟疫怎么辦？在談到徐水的幸福院時，毛澤東說，我就不愿進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點分析，幸福之中有不幸福就好。鰥寡孤獨可以，但是幸福院作為一個生活單位，缺乏兩端，大中小嘛，一天凈是老人，看不見青壯年，是不是好？

當然，毛澤東此時對形勢的估計還是樂觀的，對人民公社和供給制也是充分肯定的。在談話中，他說，我們過去三錢油、三錢鹽、一斤半面，結果把日本人打跑了，把美國薪金制打敗了，是供給制戰勝薪金制。搞供給制一是不死人，二是人不瘦，三是人很健康。毛澤東還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歸根到底還是在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樣工具，比它生產得多。我們和美國還不是同樣的工具，但我們組織起來了，過去是一家，后來社也小，才幾百戶，搞他1萬多戶的一個公社，力量就大了。

盡管如此，毛澤東通過此次天津之行，還是感受到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人在“急急忙忙往前闖”，有一大堆的混亂思想，必須作深入的調查研究，了解其中的問題。談話結束時，他指示河北省委派調查組去了解徐水的情況，然后向他匯報。

在此之前，毛澤東派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18名身邊工作人員，前往徐水縣商莊人民公社前所營村參加秋收種麥勞動，實地考察徐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情況。10月18日，中辦機要室下放人員將他們在徐水勞動中的所見所聞向毛澤東作了報告。

報告說，一窮二白，干勁沖天，對明天充滿希望和信心，是這里群眾的顯著特點。但在勞動中也看到一些問題，例如，主觀主義和強迫命令現象在局部地區依然存在，有些干部在布置生產任務時，都是以簡單的命令下達，遇事很少和社員商量，特別在處理社員勞動不積極、思想落后等問題上，往往采取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由于縣里布置任務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壓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虛報現象不少；人民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沒有了，吃飯也都在食堂吃，個人不再喂養雞鴨，又沒有組織集體飼養，長此下去就會吃不到雞鴨和雞蛋；提出的一些口號也值得研究，如“1960年建成社會主義，1963年建成共產主義”，“到那時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之類等。

看了這個報告后，毛澤東堅定了進一步調查研究的決心。10月19日，他致信陳伯達，要他與張春橋前往河南遂平嵖岈山衛星公社進行為期7天至10天的調查，甚至還提出要讓中央辦公廳為陳伯達等人準備一架專機，將其直接送到鄭州。可見當時毛澤東了解人民公社真實情況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