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張“協和萬邦”，這在中國古代不免與“宗主國”的意識結合在一起；直到上個世紀初，中國才有了現代的“民族國家”意識。孫中山率先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同時他也提出“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于世界負一個大責任”，這個責任就是“濟弱扶傾”，不能去學帝國主義“滅人國家”，而是“對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于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孫中山選集》第691頁)。顯然，孫中山所說的“大責任”和“真精神”，拋棄了舊時代的“宗主國”意識，而又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協和萬邦”思想。在現代的國際關系中，中國政府最先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其首倡者周恩來也曾說，中國人辦外事的一些哲學思想“來自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全是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27-328頁)。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含有恒常、普遍因素之一例。

近讀張分田先生的文章，他為民本思想與君主制的結合提供了許多史料，但這也同樣說明民本思想在中國古代的深入人心，連皇帝也要認可。在民本與君權的關系中，儒家說過“民貴君輕”(此源于《尚書》、《左傳》中的思想，而非以慎到、商鞅的思想為前導)、“民惟邦本”、“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但從來沒有把這種孰貴孰輕、孰為邦本、為民還是為君的關系顛倒。如果說“王體道，王就是道”、“道從王出”、“君本為陽，民本為陰”，這在儒家典籍中確實難以找到根據。民本思想與君主制的結合，已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事實，誰也不能否認。但五四時期批判儒教最烈的陳獨秀也曾說“國家而非民主，則將與民為邦本之說，背道而馳”(《陳獨秀選集》第25頁)，難道這里的“民為邦本之說”就非要與“王權主義”綁在一起，而不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成為民主制的一個思想基礎嗎？

關于“中華文化精神”，似可作“二分法”的理解。不過，我還是贊成張岱年先生區分“民族習性與民族精神”，即在“民族習性”中有在歷史上形成的積極和消極因素，而“民族精神”則是指對一個民族有廣泛持久的影響而又能激勵人們前進、推動社會發展的內在思想基礎。張先生常引古語“國有以立”，即認為一個國家必有足以自立的基礎，而“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東方，延續發展了幾千年，必然有其足以自立的思想基礎”，這個思想基礎就是中華民族精神，它基本上凝結于《易傳》的兩句名言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張岱年全集》第6卷第221-223頁)。我認為，這種精神就是國學的核心價值，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