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作有《張岱年先生的兩個重要理論貢獻》一文(載《哲學動態》2007年第6期)，其中論述了張先生關于道德之“變”與“常”的思想，并引用了恩格斯晚年的一段話：“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洕谶@里并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但是它決定著現有思想資料的改變和進一步發展的方式，而且這一作用多半也是間接發生的……”針對一些人對唯物史觀的“形而上學”理解，恩格斯說：“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5-486頁)我認為，恩格斯對哲學發展說的這段話，對于我們正確認識道德、文化的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斷言“創造現代文化所需要的思想資源是傳統所無法提供的”，那就勢必把古與今割裂、對立起來，只承認文化有階段性、時代性，而否認了文化發展還有可析取性和繼承連續性。

中國傳統文化或國學中蘊含著豐富的思想資源，這些思想資源在古代構成一個系統，而我們應根據現代社會實踐的需求來決定這些思想資源的改變和進一步發展的方式；同時，我們也應析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優長、普遍性的因素，來實現中西(或東西)文化的“創造的綜合”。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日益發展，我們的文化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諸如導向現代的開放意識、改革意識、和諧意識、民主意識、多元意識、主體意識、公民意識、法制意識、競爭意識、契約意識”等等，在改革開放以前是十分匱乏或“犯禁”的，而如今得到日益廣泛的社會認同。這些意識并非無源之水，并非新的社會生活所“直接”創造出來的，而是有其中西文化的思想資源。這些思想資源都曾與其他文化因素結成不同的系統，而我們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需求把它們析取出來并加以發展，實現了“創造的綜合”。

就“和諧意識”而言，雖然中西文化中都有講“和諧”的，但中國文化無疑要比西方文化更崇尚“和諧”，而西方文化則比中國文化更崇尚“自由”。儒家講的“禮之用，和為貴”確實與儒家肯定禮的等級尊卑之序結成一個思想系統，它與我們現在講的“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和諧確實有很大不同。然而，我們不能否認在儒家的和諧社會理念中也包含著至今仍適用、應繼承的恒常因素，如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等。我承認儒家的和諧社會理念有其歷史局限，但我認為在其和諧社會理念中也蘊含著恒常的、可貢獻于世界的普遍價值(參見拙文《儒家的和諧社會理念及其歷史局限》，載《河北學刊》2007年第1期)，此即承認在中國傳統文化或國學中不僅有“變”和“異”(特殊性)，而且有“?！焙汀巴?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