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濤認為，“任何事物包括文化傳統都有積極、消極兩個方面，需要從兩個方面去做整體把握”，“對傳統文化的積極弘揚，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傳統的客觀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對傳統負面內容的批判”。這應該說是講了文化的“整”(系統性)與“分”(可析取性)。既然是“可析取”，那么，當一個民族的文化與另一個民族的文化相接觸和交流時，就可析取其優長的、為人類社會發展所“同”的因素，而不必是全盤吸收；當一個時代的民族文化在繼承前一個時代的文化時，就可析取其積極的、恒常的因素，而不必是全盤繼承。這里的“可析取”，當然就要“撇開”原來與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的那些內容。

李憲堂說，“撇開歷史的、現實的內容，將傳統的‘積極方面’抽取出來，只具有認識論的意義。”難道這里就沒有文化發展的意義嗎？“事實上，人們所能從傳統中抽取出來的‘積極的’東西，只是一些有待發揮的價值信條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如果是“一些有待發揮的價值信條”，似未嘗不可；如果只是“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那么，這只是他所說的“借用”，而不是“析取”。

李憲堂說，“在(歷史的)現實生活中，所謂‘積極的’、‘消極的’因素本來是互為前提、互為因果的。”的確，這種“互為前提、互為因果”構成了歷史文化的系統性，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了歷史文化的可析取性(張岱年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對此論述頗多，這是他主張文化發展乃是“綜合創新”的一個理論前提)。如果因其系統性而否認了可析取性，那么不同時代的文化就會是斷裂的或完全沖突的。文化的系統性并非莊子所說的“混沌”，七竅開則混沌死；相反，因為文化系統中的因素是可析取的，所以一個民族的文化才能批判繼承，吐故納新，而保持活力。如果把民族文化的發展比喻為“治病”，那么診斷出病人的致病機理當然是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要調養病人機體中的“正氣”，此即中醫所說的“正氣不衰，則邪氣不侵”。在這里，弘揚正氣和抵御邪氣都是重要的。只有如此，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才能在新的時代不是一個“病夫”，而成為一個健康的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