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批判劉先生“將歷史的現實層面與文化的價值、理想層面混同起來”，則實在是懸鵠以射，中而不肯。劉先生一直強調在歷史的環境條件下認識問題，反對抽空了現實生活內容而無限發揮，并沒有用一種庸俗的唯物主義來否定文化和道德理想的價值；他主張“在分析、再創造中汲取”傳統文化的“某些養分”(《關于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反對無條件無原則地對傳統予以“認同”；他主張任何文化傳統都有優秀的成分值得認真汲取，而現代文化只有在追求現代理想的生活實踐中才能創造出來。總之，他只是強調在生活實踐中創造和評判文化價值，而從來沒有將兩者混同起來。

三

二是批評劉先生延續了以簡單進步論和階級分析為特征的“左傾”思想，強調文化的階段性、時代性而忽略其連續性和超越性。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人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因而文化沒有超越性。至于對其連續性的把握，恐怕要以對其階段性、時代性的認識為前提。劉先生的一些基本認識和判斷，如“經濟發展的程度大體也決定了文化的發展程度”，以及“(儒學)是上個歷史時期的東西，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看……更多是阻力”，等等，建立在對歷史、對現實的嚴肅考究上，決不是在套用某種過時的簡單學說。他認為現代社會的建設有賴于以公民意識為核心的現代文化的創造，而創造現代文化所需要的思想資源是傳統所無法提供的。如果說這樣的社會歷史觀是一種“簡單的進步論”，則梁濤先生那種把現實生活的依據和標準寄托于過去、一定要“返本”才能“開新”的主張，豈不成了“簡單的退步論”？至于說階級分析方法，盡管由于曾經被濫用而名聲掃地，迄今為止仍然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社會分析工具。倘若要指責劉先生“在思想文化與社會現實之間作簡單對應”，只是著眼于“深挖古人思想的階級屬性”，恐怕需要拿出事實依據來。

四

三是批評劉先生“對古代王權做了無限的夸大，將歷史中的部分現象、事實當作了歷史的整體甚至全部，又將復雜的文化現象還原到王權上來，想用王權主義對其一一進行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