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1948年10月6日致余宗范的信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草創(chuàng)時期的潘家園舊貨市場，得見張東蓀1948年10月6日、19日致余宗范信札兩通。印象中《毛選》里曾提到過此人，顯然非同一般。于是便收藏下來，保存至今。在紀念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的日子里，一些文章都提到了張東蓀在“和談”中居間協(xié)調聯(lián)絡的作用。引得我翻出舊札，重讀再三。覺得這兩通塵封了60多年的信札，鮮明地表達了張東蓀對時局和發(fā)展前景的看法，描述了他自己的處境和狀態(tài)，對了解和研究這位“中間路線”代表人物當有一定價值。現(xiàn)公之于眾，并稍作附言，以供讀者和研究者參考。

張東蓀1948年10月19日信札全文如下：

頃奉復書，藹然仁人之言，敢不一拘同情之淚！今日之事，鄙人于兩年前固已早料之矣。政協(xié)未協(xié)，猶復奔走寧滬者凡三度，終冀得挽回破裂，乃不幸竟無成。而旅居所費多借自友人，迄今猶有負債。自信對國家、民族，在良心上無愧也。以執(zhí)事亦關心此局，故敢以下情瀆聞。來書謂雙方做長期打算，實則恐是宣傳。據(jù)有人確知，政府軍隊之數(shù)量，已小于對方約為二與三之比；且對方補充亦同樣困難，俘虜居百分之九十。似此情形，雙方皆難以持久，加以經濟已近崩潰，此方更不易維持。故長期化之說，殆為主觀愿望，不可輕信也。執(zhí)事與其作雙方競賽革命之空談，不如挺身出而呼吁和平。或慮此方罷戰(zhàn)彼方不罷將奈何，此乃幼稚見解。果以人民為重，但求有益于國，自己不恤引退，則何事不可了耶？丘吉爾以戰(zhàn)勝之功退而在野，未聞有怨言，足見天下事，茍有廣大心胸未嘗無解決之道。特此義鄙人不敢倡，以正處嫌疑之地位。足下超然似不妨一試。以尊函言之懇切沉痛，遂引起吾之感想。此系私函，幸勿在刊物上發(fā)表。至囑至托。此上即請大安。

弟東蓀 上 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