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日本社會全體不斷膨脹的自信心遏制了日本政府決策上的調整能力。

日本當時良好的經濟基本面讓日本社會模糊了自己擅長的東西和不擅長的東西之間的差異，更藐視了泡沫經濟一旦崩潰后所帶來的深重后果。孫立堅認為，日本人的“自信心”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們的自信來自于美國股災后日本經濟的“一枝獨秀”。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不斷增加，再加上日本制造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顯現，日本的企業經營模式也被世界各國研究并效仿；日本出口所創造的外匯儲備和日本銀行業的資產規模與日俱增，這使得日本政府和企業作為外國債權人的地位日益顯赫；日本經濟增長率、物價水平、投資規模、信貸增長和“日本制造”的世界影響力都在讓這個資源有限的地理小國不斷演變成為經濟規模最大、技術最佳的世界強國，日本經濟的世界存在感越來越強。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日本為自己定下了日元國際化和東京國際金融中心兩大目標，朝著高大的目標前進，腳下的地基脆弱被忽略了。

中國問題不能同“日”而語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上周發表的反思日本經濟教訓的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最需要吸取日本這20年經濟歷程帶來的教訓的國家是中國。他認為，在一個企業儲蓄和固定投資水平相當高的發展中經濟體，當經濟從迅速增長開始放緩時，需求可能非常難以管理。如果有意推動信貸增長和資產價格泡沫，用以作為維持需求的手段之一，那么，情況更是如此。

從歷史看現在，日本和中國確實有驚人的相似，經濟危機、股災、救市、匯率壓力、房價大漲……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有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會否重蹈日本覆轍憂心忡忡。但把20年前的日本和現在的中國放在同一坐標系內分析，顯然是一種斷章取義。今日的中國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當時的日本已經是一個成熟、發達的經濟體，人均GDP接近美國；而現在的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只有日本或美國的不到1/10，在對比時如果忽略了這一重要的背景條件，那么得出的結論不是錯誤的也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