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監獄史就是一部法治史。

監獄史中常常會提到清末中國獄制落后，為國際社會所詬病的問題，以至于成為列強刑事豁免權的“理由”。那是一段屈辱的歷史，不堪回首。當時的法部曾經這樣向皇帝稟告：“中國監獄相沿日久，其地勢湫隘，則疫癘易生；其墻宇卑陋，則防閑易馳；其居處叢雜，而惡習易染。于是有瘐斃之慘，脫逃之虞，兇暴狡詐之傳換。”

那種被詬病的監獄，到底是何等模樣？長期以來令我輩欲觀不得，欲罷不能。

王曉山著《逝去的影像——清末民國監獄老照片》一書里收錄了270余幅照片，記錄當時種種落后形狀的圖片盡管只有9幅，占到了總圖片量的3%不到，但木柵欄支撐的“牢房”，搖搖欲墜，還是讓有思想準備的我十分震撼。

當然，即使在清代，很多的政要名流還都是極力呼吁清政府的改善。如徐謙等人就力促清政府改良監獄：“方今世界立國之道，皆本于大同主義，齊凡風俗習慣、政教法制，已漸趨統一之勢。故創一公會也，一國和之各國，群起而趨附之。行一新法也，此國因之他國，必從而推廣之。蓋交通便利，國際頻繁，風氣所之，幾如水之匯海、山之歸岳，而不可抑制。主動者強，被動者弱，不動者亡。縱觀歐美各國得斯道者無不勝，失斯道者無不敗，當可恍然悟也。”其言之懇，情之切，躍然紙上。我們還看到了，從清末沿襲到民國初年的監獄改良，幾乎已經很好地證明了這是個“全局性”的要求和趨勢。沈家本、張之洞、劉坤一、趙爾巽等等，都對于監獄的改良表達過先進、文明、科學的理念和積極的訴求，并直接和具體推動了清末獄制改良的進程，成為中國監獄制度現代化的萌芽。

清末監獄的改良不是偶然的：那是在經歷了屈辱之后的奮起，那是在經受了壓抑之后的揚眉。1907年，世界和平大會因為中國的獄制落后，將其抑為“三等國”，并剝奪了其此后歷次的世界監獄會議的資格；更為重要的是，各國列強竟然把領事裁判權的借口歸結為刑法審判和監獄的不善。這在徐謙的奏折里，進一步得到了驗證：“監獄之良否影響于國家人民者至深且遠，監獄之優劣關系與世界評議者至重且巨。故入其國觀其獄制之文野，即足以觀其國家進步之遲速，人民知識之高下。”“外觀世變、內察國情，若獄制不善，終不能與各國躋于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