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們現在的“大政府”管理模式合理嗎？

進一步推論，根據瓦格納的定理和馬克思的社會總產品分配原理，能否可以判斷我們現在這個“大政府”和“大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合理的嗎？我認為，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這是因為，這個“大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沒有把老百姓現在最需要解決的一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事務管好，在涉及社會公平的許多領域里，例如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公共教育、公共衛生、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弱勢人群的基本保障，還有社會安全等等，老百姓不太滿意，有些方面甚至很不滿意。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務事務方面，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存在大量難以容忍的缺位。

必須說明的是，現在政府非常重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問題。２００５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２００６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文件，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這是中國改革發展進入新時期提出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綱領性改革目標，其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完全不亞于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盡管現在很多人可能還沒有這樣的認識。

然而，一個好的方針和一個好的方針的實際執行，并不是一回事。

我們在對中國公共經濟現狀的研究中發現，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許多有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領域，政府的投入增長水平都很低，欠賬很大，矛盾很多。根據２００６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計算，目前我國養老金的缺口為２．５萬億元人民幣。這就意味著若干年后將出現一大批人無法領取養老金的困境。目前我國８０％以上的城鄉勞動者沒有基本養老保險。世界銀行２００６年的研究報告提出，２００１年—２０７５年中國基本養老保險收支缺口將高達９．１５萬億元人民幣。１９７８年，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占全部醫療衛生支出的比重為３２．３％；１９９０年政府支出比重下降到２５．１％，社會承擔３９．２％，個人承擔３５．７％；２０００年政府支出比重繼續下降為１５．５％，個人承擔份額上升為６０％。“看病貴，看病難”成為一個長期為社會詬病的老大難問題。１９９３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財政性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２０００年達到４％，２０００年以來這個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最高年份為３．４１％，其余年份一直在３％左右（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４．５％）。

為什么政府承擔公共服務事業的發展這么慢？公共產品需求增長和供給短缺的矛盾這么大？政府主持機構的回答是，原因主要在財政收入增長的制約，財政收入增長則受發展水平的制約，一切只能通過發展才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