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開始探索與俄國十月革命截然不同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式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逐步確立了農民是中國革命主力軍的思想。這一重要思想是毛澤東同志主持召開的“古田會議”的主旨，并體現在《古田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第一，明確指出“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這就表明，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和根本標志是領導農民的問題。《決議》同時指出，以農民為主體的紅軍存在的意義，“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這些重要論斷，對于糾正當時在黨的主要領導中存在的只注意工人運動和城市工作、漠視農民革命積極性的錯誤傾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第二，在肯定工農聯盟的政治必然性、必要性和現實性的基礎上，《決議》明確指出今后我們黨要“爭取有斗爭經驗的工農積極分子加入紅軍隊伍，改變紅軍的成分”，并“從斗爭的工農群眾中創造出新的紅軍部隊”。這種以農村為根據地、以黨領導的農民為主力軍的“工農武裝割據”，是中國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和最高形式。第三，正確認識和對待游民問題。游民來源于破產農民和沒落手工業者。《決議》毫不隱諱地指出：“紅軍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游民群眾的存在。”對于這一革命性與破壞性并存的游民無產者階層，黨的六大通過的決議案夸大其破壞性，認為他們僅在武裝起義之前可適用，武裝起義之后宜解除其武裝，并嚴厲地鎮壓他們。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客觀地看待游民問題，在分析紅軍中游民成分的存在所產生的流寇思想時，不是把著眼點放在清除紅軍中的游民成分，而是把肅清流寇思想、加緊反流氓意識的教育作為“紅軍黨內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目標”。

此后，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中進一步認識到，農民問題不僅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