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安東尼·吉登斯認為，政府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強弱。吉登斯對“大政府”和“強政府”進行了區分。對于政府的規模究竟多大，才算是合適的，究竟是“大政府”更好還是“小政府”更好，一直是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吉登斯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區分大政府（根據其工作人員的數量和預算規模來衡量）和強政府（根據其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和效率來衡量）。在此基礎上，吉登斯批評了“大市場、小政府”認為政府的規模越小越好的觀點，也批評了“政府的規模越大越好，政府管得越多越好”的觀點。吉登斯認為政府作用的大小，不取決于它的規模的大小，而取決于它的職能發揮的程度，人們需要的既不是一個不做事的政府，也不是一個試圖去做它根本無法做到的事情的政府，而是需要一個能夠為人們提供工具和條件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的政府，需要一個當人們需要幫助時能夠及時提供幫助的政府。

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一書中，提出了政府改革應該達到三個目標，首先，要滿足效率的目標。吉登斯認為，為了保持或重新獲得合法性，國家必須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提高管理風險的能力。各級政府之所以會失信于民，完全是因為它們的繁瑣和低效。政府機構的調整，應當遵循“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的生態學原則，這不應當簡單地理解為精簡裁員，而應當理解為提高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像企業部門一樣有效和行動迅速”，是吉登斯提出的政府改革所追求的目標。其次，要增強選民對政府及其領導人的信任。選民們因政府在解決諸如道德水準的下降、貧富懸殊的加劇和福利國家的壓力等問題上的無效，而對國家和政府喪失了信任。面對這種現實，政府改革應該使政治綱領更加貼近人們的現實生活，與他們的實際利益關聯起來。最后，政府改革必須有助于增進民主，吉登斯說：“在一個已是開放的信息社會，發達的民主國家并不夠民主，我們需要第二波的民主化——或者我稱之為民主的民主化。”為了能實現“民主化的民主”，吉登斯認為，應該做到以下四點：①權力下放。他要求將政府的權力予以下放，一是向下的方向，即把政府的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和社會組織；一是向上的方向，即把政府的部分權力上解給一些國際性組織和跨國公司。②對民主制度進行改革。他認為，“民主化的民主”往往意味著體制的改革，在政治事務中透明度要極大地提升。政府可以通過“民主試驗”，比如地方直接民主、電子投票、公民陪審團和其他可能的方式，來重建政府與公民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直接聯系。③沒有民主就沒有權威。他認為在一個傳統與習慣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會之中，樹立權威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民主。④對話式民主。吉登斯認為，對話民主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那里有發達的交往自主權，這種交往構成對話，并通過對話形成政策和行為。強調對話民主的目的在于塑造一種平等寬容的社會環境。他認為公開對話是民主的一個核心特點。民主體制致力于用公開的討論——公開場合的對話——來取代官僚權力以及傳統沉淀下來的其他權力。

吉登斯認為，政府不能直接介入經濟活動，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的具體經營和運作，但這并不是說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無所作為，而是說它必須用新的方式和途徑來“干預”；在經濟生活中，政府的職責是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政府不應是劃船人，而應成為掌舵者。

吉登斯認為，政府的職能主要有以下八個方面：①當壟斷威脅到經濟競爭時維護競爭；②控制自然壟斷；③創造和維護市場的制度基礎；④使公共產品，政治或文化品避免市場的惡意騷擾；⑤利用市場實現中長期目標；⑥在微觀或宏觀層次上，平抑市場波動；⑦保障工人的物質條件和勞動合同；⑧對天災（包括市場引發的災難性后果）及時反應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