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國進民退”。在國際經濟形勢嚴峻、民營企業收縮投資準備過冬的時候，僅靠民營企業是帶動不起來經濟增長的，所以用國企投資、用基礎設施建設把經濟先拉動起來，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是現在經濟已經恢復增長了，這時需要進一步調動民間投資，同時，對國有企業的過度投資也要有所制約，比如2009年出現的一系列天價地王大都是國有企業，有些國企擴張過快、風險加大，這點必須有所警惕。

三是如何逐漸淡出適度寬松的貨幣與財政政策。2009年的貨幣擴張和財政政策的擴張，在2010年就要逐漸收縮，最終根據形勢的變化全部退出。如何在擴張政策退出的情況下繼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這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這些刺激政策雖然不一定在2010年退出，但是總要逐漸退出的，要爭取在對市場不產生重大震蕩的情況下退出。

要從機制上解決三大難題

問：中國經濟轉型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有哪些？如何解決？

湯敏：第一大問題是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經濟經歷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問題，需在未來逐步解決。解決收入分配需要通過稅收、低保、社會福利體系的建立健全，但僅靠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是不夠的，重點還應該在一次分配上，關鍵是要通過市場的機制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

第二是社會福利問題。既要幫助現有困難群體過上體面的生活，還要幫助未來有可能成為困難群體的所有人，減少他們的風險。當務之急是把農民工、農民、城市非正式就業人群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建立起來。要利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抓緊社會福利體系建設。

第三個深層次問題是要防止盲目追求增長速度的現象再度出現。我認為要有一個“鞭打快牛”的機制。為什么轉型喊了多年轉不過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現在的體制機制都是鼓勵地方政府高速增長的，而需要轉變增長模式的那些領域，卻是能造成高增長的領域。盡管我們每年GDP增速定的是8%，但今年有的省市增長達到16%。一旦追求快速增長，就顧不得結構性問題了。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對GDP增長過快的省市給予一定的約束，比如說提高他們的節能減排的指標，或減少財政轉移支付等，促使他們改變增長模式。